华夷之别在人伦、在君臣大义
华夷之别在人伦，特别在君臣大义，而不在地理籍贯。“《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在雍正帝看来，春秋之时，戎狄、荆楚之部族，未脱野蛮，却妄自称王，既然自封王号，却又不懂得尊重和侍奉周室天子，连君臣之间最基本的礼义都不能施行，所以孔子才控诉他们的罪恶行径，并给予非常严厉的道义谴责，而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僻远荒芜之土，就把他们排斥在中国之外的。“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如果把戎狄、荆楚排斥在中国之外，那么，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就不应该接受楚昭王的聘请，因为那样的话，不就成了明显的侍奉夷狄之主吗？而当年秦穆公称霸于西戎的时候，如果把西戎也排斥在中国之外，那么，孔子后来删定《诗经》的时候就不应该把《秦风》也列在周朝国风的后面。然而，孔子很开明，还能够做到因势利导，并没有把夷狄与中国的边际界限固定在一个时点上，但后世那些迂腐的儒生不肯开动脑筋，不能多想一想夷夏之辨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干脆把夷狄部族一棍子打死。吕留良的学术，尊朱非王，溯朱熹为“儒者正学”，而指责阳明学派为“异端之徒”，称“良知学”为“挟异端之术”，“皆归于禅学”，因而“窥群情之所欲，起而抉其篱樊”[16]，这不仅已圉于狭隘的地理成见而超越不出自我，而且也拘泥于种族的文化成见始终难以求得真理。
雍正帝强调指出：“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雍正帝的逻辑很清楚，伦常之道是人之为人、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规定。禽兽所动所作，只根据于自己的生理本能和原始欲望，所以是不讲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的。但只要是人，都必然遵循五伦之序。同时，五伦并重，缺少一个都不能成为人。
而在“五伦”之中，君臣又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一伦，位居五伦之首，构成其余四伦的前提和基础。政统颓废，天下无君，国已不国，社会失序，人还能活出一个人样吗？人一旦怀有无君、非君之心，一旦破坏了自己所赖以发育和成长的社会环境，而犯上作乱，胡作非为，无政府主义泛滥，那么还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尽伦常之道是人所应该做的事情，而丧灭天理良知则必然禽兽不如。实际上，只要我们静下心来，理智地想一想，就可以发现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道理，即地理条件不能决定人的本质，华夷之辨也不能等同于人禽之辨。所以，不应该把地理籍贯的微弱差异肆意放大到人与动物的天壤之别上去滋生事端，凡是仁人君子都将反对把区域差异政治化，反对把地缘问题民族化。
解读吕留良的诗歌、文论，似乎不难发现，《春秋》之义，“华夷之分”应该大于“君臣之伦”。曾静在《知新录》一书中也说：“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管仲不报公子纠被杀之仇，反而甘心做仇人桓公的国相，已难免于变节、背叛之嫌疑，但在孔子看来，相比于辅助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而服楚的大事，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而几可宽恕的小事。[17]而在曾静看来，华夷之分，事关重大，应当远高于君臣之伦。曾静的解读，显然既忽略了对管仲从为公子纠谋，到转侍公子小白来龙去脉的深究，又缺乏对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服强楚整个过程的了解。“未仁乎”与“如其仁”明显属于两事，此一事、彼一事根本就扯不到一起去，更何况从“如其仁”中也推导不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结论。雍正帝一贯坚持“君臣为五伦之首，断无有身缺一伦而可以为人之理”。离开君臣关系，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四伦则显然无以立足。先国后家，大河有水小河满，一向是人之常理。
曾静承认自己的观点受吕留良学说的影响，“实因见得吕留良论孔子称管仲之仁处，有‘华夷之分大过君臣之伦’之说，以致推论到此”。原先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但被捕之后则做了深刻的反省：“岂知华夷之分，圣人原不在地上论。若以地论，则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之人也。都不通了。将谓‘大舜与文王不是人’，可乎？况舜、文以下，不知更有几多行为师表、道高百世，如周子、张子、陈良者，俱生于四裔之地，犹历历可数指者乎？弥天重犯当年中吕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18]
曾静在《知新录》中说：“君臣之义，一日不可无。天下岂有无君之国哉？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禽兽亦有君臣，蜂蚁犹如依从。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曾静的言下之意有两层：一是夷狄之人不配做君主，清帝不算数；一是不与夷狄主中国，中国的皇帝还得中国人来做。这话说得很让雍正帝恨之入骨，所以便一针见血地驳斥道，“曾静既知君臣之义不可一日无，本朝君天下八十余年，曾静之祖、父，皆是大清之子民，曾静年纪不过四十余岁，即其逆乱之谋，蓄无君之念，不过四十余年。其四十余年以前，伊祖、伊父之心中，有君乎，无君乎？而云‘八十余年没有君’，是加其祖、父以无君之罪矣！”皇上在反驳中显然已经把曾静的父亲、祖父都搭进去了，怒火中烧的程度可想而知。大清建政已经八十年有余，竟然还有人不拿正眼瞧见，竟然还有人胆敢声称天下无君，简直是太藐视满人了，天底下没有这么骂人，没有这么损人的！所以，雍正帝才不得不以牙还牙，借用曾静所服膺的圣贤语录给予必要的强力反击：“孟子所谓‘无父无君是禽兽’者，言不知有君、有父也。曾静现在食毛践土，而云‘没有君’，且加祖、父之罪，此实孟子所谓‘无父无君’之禽兽。”[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