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夷狄贤臣称名而贬
襄公二十九年，夏，“吴子使札来聘”。吴王派遣大夫季札来鲁国访问。季札是吴王寿梦的幼子，吴王谒的同母四弟，因采邑于延陵，故又称延陵季子。刘尚慈称其“贤而有德，让国于阖庐”[114]。《春秋》对吴王称子，对其派遣大夫来鲁访问之事称使，都充满了对吴国的褒奖之意；而唯独对季札却直接称名，《公羊传》云：“札者何？吴季子之名。《春秋》贤者不名，此何以名？许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吴国大夫季札贤而有德，连王位都愿意让给阖庐，足以见他是何等的谦逊和伟大。王闿运《笺》曰：“据祭仲、纪季皆不名。”[115]《春秋》记录贤者之事一般都不会直呼其名，以示尊敬，为之避讳，但对季札则称其名，就是要说明蛮夷部族走进文明中国的行列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余地和加以完善的空间。
在所传闻之世，孔子严判“夷夏之辨”，绝不助长潜伏在诸夏中国四边的野蛮力量。《公羊传》曰：“季子者，所贤也。曷为不足乎季子？许人臣者必使臣，许人子者，必使子也。”吴王寿梦之四子分别为谒、余祭、夷昧、季札，一母所生，感情深厚。季札年幼而有才，深得大家喜欢，便都想推选他继承父亲的王位，但季札却不肯接受。于是谒便想出一个四兄弟从大到小相继传递的办法，而迫使季札最终顺利接班。谒、余祭、夷昧前面三位迭相传承之后，轮到季札时，他却出使国外，行踪消失。国不可一日无君，夷昧之子僚便称王，在位11年。谒之子阖庐派人弑僚[116]，而把国家王权交给叔叔季札，季札不受，理由是：“尔弑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于是便西去延陵，终身隐退，再也没有踏进吴国都城半步。
季札的拒绝是以亲情为重，他实在不愿意让叔父、兄弟之血缘关系陷入一种彼此残杀的恶性循环。“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季札有仁有义，能够让出天下人都不愿意让的江山社稷，其实连诸夏中国都很难产生这样的贤德大夫。[117]然而，胡安国却不以季札为贤，相反，批评曰“辞国而生乱，札为之也”，季子才应该对让国之后所导致的祸害承担一定责任。三哥夷昧死了之后，“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但他没有做出这样的理智选择，而是“徇匹夫之介节，辞位以逃夷末之子僚”。作为公子，作为大夫，季札在吴国王位交接的关键时刻，不顾一国之安危，也不遵守四兄弟之契约，顾念血缘情感，恪守凡夫小德，而选择回绝、退避。“季子辞位生乱，而《春秋》之所贬。”[118]这才是经文忽略季子之贤德而对其称名的真正原因。胡安国之解，虽有道理，但不符合《公羊传》的诘问和回答，故暂且不从。
《春秋》经曰：“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尚未开化的南蛮之吴竟然涌现出季札这样的贤臣，便可知吴之君王也一定很有德行，应该褒奖，称赏其进步。有其君则有其臣，有其臣则必有其君。“许人臣者必使臣，许人子者必使子也。”既然答应做君王的臣子就必须使自己有臣子的样子，既然做了父亲的儿子就必须使自己有儿子的样子，名实相符嘛！《解诂》曰：“缘臣子尊荣，莫不欲与君父共之。字季子，则远其君，夷狄常例，离君父辞，故不足以隆父子之亲、厚君臣之义。季子让在杀僚后，豫于此贤之者，移讳于阖庐，不可以见让，故复因聘起其事。”[119]臣子获得荣誉，被《春秋》所表彰，其君王也应该跟着分享才对。如果《春秋》经对季札称子，虽合诸夏中国大夫之例，但表现得与他的君王距离太远，因为野蛮、落后的君王是培养不出如此贤德的卿大夫的。如果过分抬高对季札的属辞，则有可能导致君臣伦理破裂、父子亲情受损，而不利于加深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王闿运《笺》曰：“使臣子者，使其为臣子，不以贤逾君父也，仍用七等待吴，适足以起季子之荣其君父”。[120]所以，经文称季札之名，是在故意压低夷狄大夫的属辞档次，并不符合季札本人的实际德行情操。这也是一种“许夷狄者不一而足”的特殊书法，值得读者铭记。
《春秋》经申明“夷夏之辨”，严判文明与野蛮的界限，但对诸夏中国的堕落则“夷狄之”，而对夷狄的进步则“中国之”，态度鲜明，原则性强。成公三年“郑伐许”[121]、昭公十二年“晋伐鲜虞”之类，皆非文明人所干之事，属于不耻之举，故《春秋》皆以其为夷狄。桓公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来朝”。邾娄国、牟国、葛国，三小国君王前来朝拜鲁桓公。事情未必发生在同一天，但《春秋》兼之，把它们放在一起载录而不加细分。《公羊传》曰：“皆何以称人？夷狄之也。”《解诂》曰：“桓公行恶，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为众，众足责，故夷狄之。”[122]显然，“中国夷狄化”也没有底线，没有限制，当贬则贬，当绝则绝，《春秋》不留情面，虽然经常会为之避讳，仍不时以一种曲折的方式予以批评和谴责。儒家是要求仁民爱物的，但爱也有差等。董仲舒曰“王者爱及四夷”[123]，而《春秋》却“许夷狄者不一而足”，原因就在于，夷狄之进步虽然可以满足礼乐文明的一个条件但并不等于满足礼乐文明的所有条件，“夷狄中国化”有底线，有限制，表彰夷狄之进步，要打折扣，不会一次性把好话说完，有分寸，有节制，保留余地，这并不是出于地域、种族的歧视，也不承认人们在先天禀赋上存在难以抹平的巨大差异，而是始终在强调夷狄慕王向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对照王道标准，排出成功条件，必须有所积淀，形成基础。其达到诸夏中国的文明教化程度，是“渐进”而不会一蹴而就。孔子之所以如此限制夷狄，追究其历史原因则可能是，他活着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后来四边夷狄与诸夏中国日益频繁的交流往来和不断加强的彼此融合。但至汉代，“大一统”帝国的地理疆域早已突破了原先的华夷界限，再主张打压夷狄则显然不合时宜，因为当下朝廷与诸侯封国、四边藩属的关系已经是“只有地方性而不复有种族性的问题”。从《春秋》经到董仲舒所强调的“夷夏之辨”及其“进夷狄”限度要求，应该被理解为“熔铸各种族为一体的一股精神力量”[124]，这股精神力量太重要，以至于它对武帝北攘匈奴，南征南越，开疆拓土，以及凝聚天下人心，建构中华大家庭的身份认同，形成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