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夷狄

而与诸夏中国衰微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吴、楚夷狄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正一步步趋近于礼义道德，我们从庄公十年《公羊传》称呼夷狄的“七级”序列即“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中便可以看出孔子的“进夷狄”的基本倾向与大致尺度。实际上，“七级”之下，还可以分出阍、盗、贼三级，逐次而下。^[2]这里，首先必须强调的一点则是，孔子不是回避而是正视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承认夷狄有力量、有进步，然而，即使他们再强大，再有礼义，但最多只称其为“子”，用于诸夏的名例，如天王、君臣、祖祢（父亲的宗庙牌位）、诸侯、世子、大夫，是不可以用在夷狄身上的，这是孔子“进夷狄”所能够承受的底线。孔子始终都没有说过，夷狄的发展最终可以完全实现诸夏化、中国化，而成为诸夏中国。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诸夏中国人如果继续沉沦下去，不行仁义，丢失道德，则完全有可能退化成新的夷狄部族；相反，现在的夷狄部族无论再怎么进步，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诸夏中国。诸夏学坏似乎很容易，而夷狄学好则比登天还要难。而这恰恰是由夷狄之为夷狄、诸夏中国人之为诸夏中国人双方的本性所先天决定了的。

楚在春秋诸多夷狄中是最令中夏之国头痛的，蛮荒不毛之地，原本连一个普通的大夫臣子都出不了，但楚庄王——熊侣是一位既富有雄韬大略，又不乏卓越才能的首领，其在位22年，先后伐庸、戎，灭麋、舒，破陈，围郑，败晋，归服鲁、宋、郑、陈，问鼎中原，其功业堪比于齐桓、晋文。《春秋》一书中虽然不时批评他围宋八月，导致宋人“易子而食”的残忍，但也称许过他符合礼义的德言嘉行。宣公十二年，《公羊传》记，郑襄公兵败都城，自愧于边陲之臣楚王，请求楚王赐予一块不毛之地以安顿自身，楚庄王亲自手持旌旗，指挥将士后退七里。将军公子婴齐劝谏庄王，既然打败了郑国就应该占领它，免得辜负了遥远的征战，白费了臣民的役力。楚庄王却说，君子打仗，礼重于利，胜利之师，俘虏人比占领土地更重要。敌人已经投降了，就不能不赦免他们。后来，救援郑国的晋国军队到了，大夫荀林父请求与楚庄王开战。公子婴齐又建议不要以少战多、以弱战强。楚庄王则反问道，如果我只是威胁弱小的，躲避强大的，那么我还能够立足于天下吗？立刻就掉转军队，迎战晋军。庄王亲自击鼓助阵，结果晋军大败。晋军士兵一个个争相逃跑，渡船中被上司砍断的手指头多得已经可以捧起来了。庄王看了，非常感慨：我们两个国家的君王不能够友好相处，其实老百姓又有什么罪呢？于是，下令班师回朝，放掉了晋兵。郑襄公战败投降，作为胜利者的楚庄王不仅没有杀死他，而且还答应了他的要求，真可谓仁厚之君。荀林父率晋师来救，不顾楚军之善举，继续请战，已属不义；战败之后，只顾自己逃命，而不能体恤普通士兵的生命宝贵，极其残忍地斩断他们的手指，这又是大不义。

春秋时代，诸夏虽然都是不同的国家，却信奉同一种文化，即中国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繁衍流传的结果，都尊敬、尊崇、遵从仁道。诸夏堕落为新夷狄，是一变，《春秋》刺之、抑之；夷狄向文明迈进，是一变，《春秋》褒之、贤之。前一变与后一变，都说明公羊学家夷夏学说的立论基点与目的都并不在种族差异上，而始终致力于让我们社会成为文明社会，让我们的人成为文明的人。更何况，夷狄力量如果的确已经对诸夏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那么，诸夏中国的文明本身就应该受到怀疑，既然你有文明或者文明程度已经很高了，就不应该惧怕野蛮势力的骚扰，起码一条，具备更强大的防御能力和军事本领也应该是诸夏中国文明之为文明的内在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