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诸侯无信

成公九年，“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庚申，莒溃。楚人入运”。运，莒邑，《左传》《公羊传》亦作“郓”。莒不设防，对外敌侵扰毫无戒备之心，离国将不国其实已经不是很远了。《左传》记：“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郓，莒无备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浃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言备之不可以已也。”^[26]既然不设防，肯定不能阻止强楚的长驱直入；答应不杀俘虏，却又食言，则必然导致悲剧性的结果。

襄公元年，夏，“仲孙蔑会齐崔杼、曹人、邾娄子、杞人，次于合”。合，为郑邑，《左传》记作“鄫”，位于今山东省枣庄市东。鲁大夫纠集四国军队，等待晋师以救宋国。何休《解诂》曰：“刺欲救宋，而后不能也。知不救郑者，时郑背中国，不能救不得刺。”^[27]而此时的晋国却“自郑以鄫之师侵楚焦夷及陈。晋侯、卫侯次于戚，以为之援。”^[28]显然，郑、晋都不能有信于诸夏中国。

襄公五年，冬，“戍陈”。陈国原本依附于楚国，襄公三年，六月己未，鸡泽之盟，陈大夫袁侨赴会，却倒向晋国，楚欲伐之。所以晋悼公在戚之会上要求诸夏各国一起戍陈，以防御楚国。《春秋》一书记录诸侯国共同参与会盟、征战、攻伐之事，人物的出场讲究一定的先后顺序^[29]，但这里并没有出现作为主语的人物、国别，显然是一种贬抑的书法。《公羊传》曰：“孰戍之？诸侯戍之。曷为不言诸侯戍之？离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既然是大家的聚会，大家就应当按照要求派相应的代表，如期抵达指定地点。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代表们快要离别的时候，有的国家的代表才姗姗来迟。所以《春秋》只能“以鲁至时书”。人头到得参差不齐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真实的内情应该是大家在诸夏相互救援、共同御敌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态度冷漠和无所谓。“陈坐欲与中国，被强楚之害，中国宜杂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后至，故不序，以刺中国之无信。”^[30]今日懈怠于援救别国，明日则等来自己的无助。诸夏都只自顾自，其关系已经发展到无法相互依赖、彼此取信的糟糕地步了。

襄公二十三年，“八月，叔孙豹率师救晋，次于雍榆”。鲁大夫叔孙豹率领鲁国军队前来救援被齐庄公侵伐的晋国，竟然在晋邑雍榆驻扎了下来。《公羊传》曰：“曷为先言救而后言次？先通君命也。”尽管《左传》以为，先言“救”、后言“次”是符合“礼”的，但《谷梁传》则揭示了其本质意图：“言救后次，非救也。”^[31]强敌当前，军情十万火急，既然前来救援，就应该马不停蹄，杀向沙场，而安营扎寨，先通报一番君命，无异于磨洋工或消极退让，肯定是要贻误战机的。《春秋》讽刺叔孙豹之救晋缺乏足够的诚意，不可能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