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本在德，不在华夷分别
一切政权、大统建立的根本，唯在于德，而不分夷夏。在《大义觉迷录》一书“雍正上谕”部分的一开篇，皇帝站在普遍主义的高度，总结千年历史规律，而提出自己相当深刻、极富有智慧的政治哲学观点。自古帝王取天下、治天下的决定性条件就是，看他是否已经或即将做到“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虽然身居宫廷庙宇之上，却始终牵挂着全天下的普通百姓，朝廷的恩泽遍施国中每一块土地，唯命是从于皇天上帝，深受广大民众的拥戴，一统江山社稷，使帝位能够世世代代传递下去。实际上，这也是检验一个王朝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重要标准。“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有德者，必有位。谋百姓之生存福利者，才可以君临天下、统御万邦。“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这些都是使天下之人成为一家、使天下万物成为一体的伟大真理，它们都经受住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检验，哪个不服都不行！“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通常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观念，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偏见，都不可能左右到底谁将成为君王。能不能做上君王的位置，或者拥护谁、反对谁，德行说了算，其余则都是瞎扳！雍正帝非常坚信，“德足以君天下，则天赐佑之，以为天下君”，能不能统治江山、君临天下，王位取决于帝王自己的德行修养和施德能力。而从来“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也“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在地理籍贯、内外近疏上追逐王朝政权合法性的答案，简直就是一场胡闹，好比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32]凡人要想称王天下，获得帝位，则既必须有美好无比的德行建塑，又必须仰赖上天的恩宠和赏赐，此外便再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了，至于地缘、种族、血统因素更无关紧要，东海西海，南人北人，一无所谓，于是，谁都别想把“夷夏之辨”一类的无聊争执硬扯进来！
而进一步，德行与地理条件之间似乎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雍正帝的上谕说：“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33]上天无私，不会偏袒大地四方的任何一隅。所谓“地利”“得天独厚”一类的说法，不过是人们美好的主观愿望和牵强附会的解释罢了。只有富有仁爱的德行，无论你出生、居住、生活在哪里，是远是近，在内在外，并无关紧要，其实都能够获得上天的眷顾和关怀，而如果能够主动修为，施恩积德，并达到至善的境界，上天则一定会赐给驾驭四海、统领万众的王权和帝位。所以，一向为圣人所强调的“大德受命”，显然有根有据，确凿无疑。自从产生皇帝制度以来，有德必受命、有德必有位的道理都是一样的。然而，逆贼吕留良一伙，只知道骂人，把夷狄比作禽兽，却不知道“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而如果按照逆贼的逻辑推演下去，内地之人则也应该是禽兽不如了，哪里还有闲心区别夷夏分别呢？！“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自己骂自己，还是在骂别人？
为了帮助汉族知识分子认识到“有德者配天下”的道理，雍正皇帝还特地总结了前朝的历史教训，揭示大明亡于流寇的基本事实。“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34]，明亡之后，痛定思痛，你们汉人如果实在要恨，为什么不恨李自成呢？！“明之天下丧于流寇之手”，这才是你们所必须面对的历史真相。因为“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造假、欺骗之风气盛行于汉人世界，流寇、地痞无赖甚至低级武官一旦共同勾结，联合起来对付政府，玩弄政府，这样的王朝岂有不走向灭亡的道理？！明末之际的“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公知”。一副惨不忍睹的凄凉世相。即使到了康熙四五十年的时候，许多父老乡亲回忆起当年所目睹的情形，还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呢！这些百姓通过回忆对大清王朝油然而生百般感激之情，“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在雍正帝的眼里，天下一个个百姓都仿佛在饱含深情地说，坑我者，晚明也；救我者，大清也！可是，现在你们这一小撮无聊透顶的汉族知识分子怎么就对老百姓这种真情实感熟视无睹而无病呻吟呢？！吕留良在《题如此江山图》中说，“此江此山路最熟，按图索之了不似”，“当时遗老今遗民，自非草服非金紫。如此江山偏太平，越画繁华越愁悝”[35]，浑身都散发出一股穷酸没落、迂腐顽固的气息，众生欢畅他独郁，足以让人倒尽胃口。所以，雍正帝一边予以讥讽，一边又毫不谦虚地自诩道：“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36]大清不入关，中国必分裂；我祖无圣治，万民必水火。然而遗憾的是，建统八十多年了，仍然有一帮孤陋腐朽的书生不断叫嚣夷狄偏见，根本就分不清谁对中国有利，谁对中国的民众有利，蛊惑人心，如果一味任其流行、蔓延，最终必将耽误天下苍生，受害的终归还是普通百姓自己。
在雍正帝看来，清朝取代明朝，不以力取，而以德胜。雍正帝不止一次地引用《尚书·周书·蔡仲之命》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哲理警句，视同标杆、旌旗，借以强调——清王朝夺取天下政权所依赖的完全是道德力量，而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太祖高皇帝开创之初，甲兵仅十三人，后合九姓之师，败明四路之众。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实道德感孚，为皇天眷顾，民心率从，天与人归。”实际上，数字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实质。大清鸿业，肇始于东北山野，从最初的十三个小卒，到后来的九姓之师，再到入关时的十万兵力，再到拿下十五个省份，直至最终横扫大明全境，一步步走向皇权巅峰。只有仁义之师，才能够产生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也才能够使天下归往，所向披靡。“是以一至京师，而明之臣民，咸为我朝效力、驰驱。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此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37]这些汉人都是大清王朝的功臣，他们的名字都将书与竹帛，刻于钟鼎，记载于青史，他们在帮助大清成就王业的时候，并没有分辨什么夷人夏人，而只愿意那些能够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称王，难道他们因此就不属于贤明通达之辈，还能一概斥之以禽兽或禽兽不如的东西吗？！清军入关，士卒的表现有勇可嘉；君临天下之后，皇帝的表现则更加不俗。前事、后事的成功，都充分仰仗自身所具有的仁义道德力量。上天果真有眼，并没有因为满人来自夷狄之地而阻挠他们，惩罚他们。这便再次戳穿了华夷之辨的荒唐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