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角下教育阻断贫困的研究
社会学家对代际流动的探究一般是对其模式的归纳总结，而经济学家的研究则偏向于追问代际流动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擅长利用基本的经济概念，如供给、需求、投资等来解释代际流动的运行机制。
（一）西方经济学视角下的教育扶贫研究
要理解代际流动的内部运行机制就要从资本运行的理论说起，首先是以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它解释了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二战后德国、日本经济迅速恢复的现象，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在劳动力和资本质量的变化、对其他投入的更全面核算以及组织、政策环境或技术的变化中寻求的。[20]舒尔茨早先研究的是农业经济的问题，他否定了空间、土地及自然资源对人类发展的决定作用，而认为人所具有的素质、技能、知识水平以及复杂经济活动的处理能力是一种特殊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发展。
微观经济学对个人、家庭、农场和公司的研究已经证明，在美国和许多低收入国家中，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在市场和非市场（家庭）生产活动中的生产力和绩效之间具有很强的经验规律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获得更多的收入和产出。[21]有足够的经济理论证明教育对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其运行机制是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出于经济学的考虑，教育高回报率让人们更热衷于在子女的人力资本上做投资，让后代拥有更高的知识水平、素质及其他能力，完成个体在社会阶层上的“上升流动”。贝克尔（Becker）和托姆斯（Tomes）分别在1979年和1986年提出了一种代际传播的经济模型，如果一个家庭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都是可以继承的，一个家庭的金融资产持有量可能为负，家庭内会通过比较两种投资的回报来选择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假设人力资本的投资的回报最初非常大，那么遗产中的第一美元将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大过成本后，此项投资将增加家庭资源，从而继续进行额外的人力资本投资，直到设定的收益递减且两项投资的收益相等为止。[22]
按照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教育对代际流动的促进是立足于提高子女的能力和素质水平，从而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者达到更高的薪资水平。教育扶贫在其中的作用在于提高人的素质、技能、知识水平以及对复杂经济的处理能力，增强贫困群众的“脱贫意识”是“反贫困”的动力源泉。往往在越贫困、落后的地区，人们越意识不到教育是增加个体人力资本从而达到更高薪资水平的重要途径，让子女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甚至在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情况下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大程度上会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教育扶贫工作根本上要促使人思想的改变，阻断贫困思想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外在力量的帮扶也必不可少。精准扶贫是我国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要导向，教育扶贫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通过对特定贫困群众进行建档立卡、动态管理、脱贫销号、返贫挂号等措施，对困难家庭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就业创业和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进行帮扶。[23]不论其获得的教育是出于家庭的投资还是公共教育的投资，其结果都是人力资本的累积，在促进个体社会阶层“上升流动”的作用上仍然是一致的。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教育扶贫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是完全相对立的。如果把“人力”笼统地看作与物质资本相同的一种“资本”，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人力资本是剥削对象，而物质资本是剥削工具。在工人以工资得到收入的同时，资本家也以利润的形式得到收入，这是自相矛盾的。工人不能把自身劳动力看作资本、把对劳动力的投资看作资本的累积，否则工人也成了“资本家”。实质上，劳动者的工资是来源于自身的劳动，而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是来源于被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24]在舒尔茨看来，劳动者因为自身技能与知识的增长而实现收入的增长就是“人力资本”累积所获得的利润；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能带来收入或者更多收入的并不是资本，例如劳动者凭借自身知识与技能所带来的收入，这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因此也不存在“资本”一说。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知识和技能所带来的收入？这其中的一部分是作为生产再生产“技能和知识”所获得的。通常，作为高技能与知识水平的个体，其维持自身生活、学习和培训的成本也就越高。例如在北京工作的白领与贫困地区的农民在维持个人生活上的投资差距是比较大的，这部分工资是“白领”维持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另一部分收入则来源于“知识与技能”的运用。无论该“白领”为公司所带来的“知识与技能”劳动是多还是少，这部分剩余价值都会被资本家无偿榨取。[25]
虽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力”是否能作为“资本”上有较大差别，甚至存在对立，但他们都试图解释了教育所带来的“知识与技能”增长从而促进收入水平提高的运行机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阐明了教育扶贫在经济学上的理论意义，也等同于从原理上解释了教育是如何促进代际流动的。
（三）可行能力理论视角下的经济与教育扶贫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在自己的领域探讨过经济与教育的问题，他认为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更适合进行可行能力理论的研究。他在1990年提出的可行能力包括一个人的能力或行为，即能够得到良好营养、避免突发的疾病或死亡、阅读、写作和交流、参与社区生活、在公众场合露面而不会感到羞耻等。他承认收入或商品与能力之间互助关系的重要性，收入或商品是提高能力的重要手段；但同时他也非常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提高生活能力通常会扩大一个人的可行能力，使其更有生产力，获得更高的收入。也就是说，他承认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人力资本的概念需要在人的能力方面得到补充。[26]按照他的理论来理解，教育扶贫的工作除了提升人的知识、技能水平之外，还应该关注贫困人群的可行能力的增长。可行能力理论认为人贫困的根源是人的能力被剥夺，这意味着贫困人群存在功能性活动能力的缺失，教育的缺失所造成的人力资本不足或是教育的不平等都会造成可行能力被剥夺。争取应有权利特别是受教育权是获得可行能力的基本保障，教育公平作为我国的一项长期任务在贫困人群受教育权的保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7]可行能力理论是基于哲学与经济学的视角对人的能力需求进行的探讨，从该角度出发，教育的功能不仅仅是知识与技能水平的提高，更是对个人能力发展的促进，从而实现收入的增长，这与人力资本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理论所选角度不同，但其本质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