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贫的市场性作用,发挥竞争的优势
运转良好的市场是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必要条件。市场的有效运行对于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解决其他相关问题提供必要的资源。福利政策不仅表现为收入方面的支持,更应试图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和个人就业能力的提高。当前对发展的思考强调市场治理机制(法律和机构)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作用。《健康、教育和减贫》文件中,经合组织为制定减贫战略提出了公平、效率和一致性三个目标。其中关注到利用私营部门提高公共支出的想法,私营部门在教育和医疗的供应上不仅具有多样化和便捷化的优势,并且在城市地区,私营部门将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竞争,从而使国家有可能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经合组织认为,教育和保健服务的权利下放(将其置于地方控制之下)将导致更有效的管理。在保证区域平等的基础上,这种改革是可取的,因为它们符合民主进程。
一个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一道被视为影响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劳动力市场这一角度出发,经合组织认为需要制定政策,利用以新技术迅速扩散为特征的新经济环境,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第一,为了抓住这些机会,需要确保工人积极进入劳动力市场;第二,政府必须创造有利于获得所需技能和能力的环境;第三,需要解决劳动管理机构是否(以及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的问题。同时,经合组织强调培训对于提高新经济环境的效益至关重要,特别是职业培训,它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支柱。然而,现有的大多数分析都只关注正规教育,而对企业培训的关注相对较少。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经合组织开始重视企业培训在提高工人就业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事实上,大部分生产率的提高将通过重组在公司内部发生,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培训来促进。由于技术偏向的变革,过去三十年里,劳动力市场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相对有所下降。在劳动力市场灵活和机构较弱的国家,虽然工人工资下降,但他们仍然在就业。在市场僵化的国家,机构阻止低技能工人工资的下降,因此这些工人失去了工作。[53]
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依据其理论而制定的政策也是无效的,它违反了西方经济学关于“理性人”这一基本假定,因此政府应该退出对经济的干预;政府的责任不应是直接干预社会的经济事务,而是制定和执行私人经济活动所应遵守的规则,鼓励竞争,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适宜的环境。[54]在教育对减贫所产生的影响中,经合组织倾向于尝试改变政府直接干预的手段,如现金转移和福利政策等,而是利用企业培训和工作激励制度帮助弱势群体获得工作机会,提高工作技能。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就如何建立福利制度进行了大量讨论,认为该制度要为那些无力养活自己的个人和家庭提供充分的收入保护,同时保持工作激励。自经合组织就业战略建议于1994年首次发布以来,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引入旨在通过工作鼓励自给自足的在职福利。在职福利是向贫困家庭或个人提供收入补助的福利计划,条件是他们必须工作。这种“以工代赈”的扶贫方式大大提高了市场和企业对工人培训的主体作用,也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类群体的贫困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