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扶贫的整体特征分析
一是中央政策设计与地方创新相结合。从我国教育扶贫实践看，立足我国体制优势，突出中央权威和体制动员能力，充分利用政策杠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由于我国贫困现象存在较大地区差异，在充分执行国家教育扶贫政策的同时，各地出台省级层面教育扶贫路径和具体执行方案，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带动地方政策和经费配套，凸显教育扶贫模式与路径的区域特色，形成多元化、多路径的教育扶贫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
教育扶贫的第一要义是谁来帮扶，即教育扶贫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在我国，教育扶贫的主体是我国的政府部门。政府是我国扶贫工作的主导力量，在教育扶贫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我国教育扶贫治理结构仍然呈现出自上而下由政府行政推动为主导的特征。[16]作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政府是推动整个工作开展的中坚力量，是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亦是协调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和关系的纽带。[17]从官方层面而言，我国教育扶贫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之下，由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国务院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制度设计，研究解决教育脱贫有关的重大问题。[18]从非官方层面而言，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分别扮演中国教育扶贫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不同角色。市场主体主要通过捐资助学、教育培训等方式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同时服务于企业自身的利益，满足自身对市场、劳动力等方面的需求，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和企业利益目标的平衡。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中主要践行公益使命，同时提升机构的美誉度，帮助机构更好地成长。[19]学校是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学校在政府指导和社会组织帮助下开展扶贫工作，将政策付诸实践，实践中检验政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再根据扶贫的效果，因地制宜进行反馈，有利于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定。因此，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首要特征便是：扶贫政策的制定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参与，具体由学校来实施。
二是形成了基本健全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扶贫政策进一步完善，普惠型与补缺型专项教育扶贫政策紧密结合，构建起全面覆盖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我国陆续出台的近30项教育扶贫政策与措施，实现了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普及与质量提高、贫困地区人群教育权利保障、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学生资助体系建设等多项教育扶贫工作的全方位覆盖，奠定了我国教育扶贫工作的基础，提供了政策保障。
与此同时，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多以计划为载体出现。如《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该计划是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办学条件较好的省份及直辖市面向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高考录取率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招生，旨在为中西部学生提供更多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缩小区域入学机会差距。据统计，从2008—2016年，每年从支援省份向受援省份安排的招生协作计划依次为3.5万人、6万人、12万人、15万人、17万人、18.5万人、20万人、20万人和21万人，连续8年呈增长态势。[20]根据教育部统计测算，仅2008—2012年，《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惠及中西部8个省区，包括山西、广西、云南、河南、安徽、贵州、甘肃、内蒙古，招生规模等同于在发达省市建设了68所年招生量为2500人的专门招收中西部地区考生的普通高校。[21]又如2012年，《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开始针对贫困地区实施国家专项计划，该计划的招生对象包括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学生，采取“单报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本科计划在本科提前批结束后、本科一批开始前进行投档录取”的招生方式。[22]自2016年以来该项政策逐渐趋于稳定，2017年国家专项计划安排招生名额扩大至6.3万名[23]，2018年继续实施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完善长效机制，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24]
三是构建了教育扶贫长效机制。一方面，基于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目标，我国确立了“智力扶贫优先”的基本思想，形成了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的总体路径。另一方面，以精准帮扶的方式，我国根据地区、对象的不同，确定教育扶贫的重点与方式，精准满足教育需求。此外，明确了“如何扶”的问题，根据教育扶贫任务的重点和需求差异，我国形成了多元化教育扶贫模式，既有发达地区学校对口帮扶贫困地区学校，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输出，也有通过促进区域内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来促进贫困地区教育扶贫工作。因此，目标、对象和方式的互动，形成了我国教育扶贫的有效机制。
我国教育扶贫呈现模式多元化与路径多样化的特征。如电子科技大学打造“电子信息+教育”扶贫新模式，深入推进“1234”基础教育强基工程。电子科技大学高度重视定点帮扶岑巩县的工作，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坚持“扶贫先扶智，扶贫必扶志”，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优势，构建“电子信息+教育”扶贫新模式，大力实施基础教育强基工程，全县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9.89%。岑巩县教育和科技局因控辍保学措施有力，受到贵州省教育督导室和教育厅的通报表扬。岑巩县第一中学高考本科上线率从2016年的67.5%提升至2018年的92%，8个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位居黔东南第一，这为岑巩县打造“黔东基础教育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25]又如南京农业大学的“南农麻江10+10”行动计划，针对麻江县脱贫攻坚新形势与乡村振兴新需求，南京农业大学同麻江县充分沟通协调，创新性地提出并深入实施“南农麻江10+10”行动计划，由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动医院、资环院、植保院、生科院、动科院、食品院、人发院、园艺院和经管院分别结对帮扶麻江县咸宁村、乐坪村、新场村、水城村、仙坝村、河坝村、兰山村、卡乌村、谷羊村和黄泥村，严格落实《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责任书》，按照《教育部关于做好新时期直属高校定点扶贫工作的意见》，深入开展党建扶贫、智力扶贫、产业扶贫和消费扶贫，协同开展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精神扶贫以及招商引资、人才培训等工作，助推10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和组织振兴，取得了积极成效。[26]在这些直属高校的精准帮扶之下，贫困地区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此外，在职业教育领域也形成了如“校地合作”“职业学校+农户+公司”的扶贫方式，有力地推动了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
四是建立了贫困群体的教育资助体系。为践行“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的政府承诺，我国构建起了面向贫困人群的全方位资助体系，以经费资助保障教育扶贫质量与效果。从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到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支持与资助，从高等教育学生贷款资助政策到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补助生活费政策，既充分保障了每一位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又为贫困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支付和奖补结合等方式，以奖学金、助学金、贷款、生活补助等各种形式，为贫困学生提供全面而充足的经费保障。
五是形成适应精准扶贫战略的教育扶贫内容结构。我国早期教育扶贫重视贫困地区人群的扫盲工作和农业技能培训，随着扶贫形势的发展和教育需求的不断变化，教育扶贫不仅将普及义务教育和提高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水平作为重点，同时，面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幼儿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全面重视与发展，内容体系与结构不断完善，教育资源逐步丰富，满足了贫困地区各个年龄阶段、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形成了与精准扶贫战略相适应的教育扶贫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