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教育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

南非经历了西班牙、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又经受种族隔离内部殖民统治。种族隔离时期加剧了教育不平等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为南非教育改革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经过曼德拉时期共识的凝聚、改革框架的设计，到姆贝基的全面改革实践与反思，以及祖马当选总统以来的进一步调整，南非最终完成了教育战略的全面拼图。^[45]

（一）初期酝酿（1948—1993年）

1953年南非正式建立种族隔离教育制度，以《班图教育法》（The Bantu Education Act）的颁布为主要标志。南非以种族为基础的教育制度，加剧了教育不平等。该制度规定了对白人免费的义务教育，黑人则必须缴纳费用才能接受。其教育目的也是不尽相同的，这种管理体制的实质正如土著教育委员会报告中所指出的，“白人小孩的教育是为其进入统治者社会做准备，而黑人小孩的教育是为其进入被统治者社会做准备”。^[46]这种教育不平等体现在种族界限，即使加大教育投入依然不会改变非白色人种受教育的状况，而黑人占南非人口的绝大多数，这就导致其国民整体教育水平无法简单地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来提高。《班图教育法》限制黑人受教育的同时，也使其重文轻理，从根本上来说限制了南非整体劳动力水平。南非是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其经济发展也主要依赖出口矿产品。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状况的恶化，使南非固有经济缺陷暴露，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教育发展模式的影响。这一时期南非也有一些反种族主义的呼声，如1955年通过的《自由宪章》提出了对平等受教育权的要求，相继展开的教育宪章运动、人民教育运动、大众教育运动等，也为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南非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教育改革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这一时期只是其初期酝酿阶段，直到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才有进一步的发展。

（二）发展探索（1994—2010年）

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南非新民主政府把教育当作社会前进的动力、推进民族融合的催化剂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抓手，并在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推进教育改革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改革举措。^[47]自1996年开始，南非通过财政补贴对贫困家庭学生实行学费减免政策。随着全球性教育改革浪潮的席卷，20世纪90年代，南非逐渐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和全纳教育。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显示，南非贫困总人口呈现下降趋势是在2000年以后。学界有一个共识：“以收入为衡量的依据，南非贫困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恶化，而在2000年之后略为改观。”^[48]从数据上来看，发展探索时期，南非减贫成绩斐然，1993—2010年，南非贫困人口占比从37%下降到8%；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其相关减贫措施依然是治标不治本，并没有改变贫困人口的命运。南非在“千年发展目标”开始之初，只有4%的年轻人在1999年获得入学机会，到2012年，这一数据增至8%。

（三）全面推进（2010年至今）

南非自成立以来，各届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1996年开始实行贫困家庭学生学费减免政策后，7—15岁少年儿童入学率一直稳居95%以上，2016年更是达到了98.9%。南非不仅基础教育投入大，其幼儿启蒙教育也在全球领先。南非教育投入虽然大，但是教育效果并不与教育投入成正比，2010年以后，学生辍学情况相当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无法跟上教学进度。南非摆脱种族隔离束缚时，人们纠正系统性地排斥黑人等“有色人种”的现象。2010年通过的《成人教育和培训法》为这一举措提供了立法框架，尽管如此，南非的贫困依然由肤色决定。^[49]自2005年以来，南非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全面启动教育扶贫相关战略规划，在2013—2014年，南非政府为改善学生学习生活条件投入教育经费达2500万兰特，计划在2016年投入4000万兰特。这一阶段，南非政府相继推出一系列行动计划和战略框架，以不断缓解教育公平问题，改善弱势群体长期遭受不平等教育的局面，构建包容公平、多方协力、共同促进的良好教育环境。政府出台各项政策法规全方位奠基，正规非正规教育多种形式助力，为弱势群体接受平等教育权利提供有力保障，为南非教育扶贫减贫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