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表征理论的发展
1.古代（前资本主义）的类型说
类型说产生于古罗马时期，在中世纪和法国古典主义时期进一步发展。古罗马时期，个人的价值、地位、作用往往被压抑和忽视，个人的情感和思想受到来自道德、精神和法律等各种规范的束缚。诚如黑格尔所言：“罗马时期已形成的城邦和法律制度，使得在国家面前，私人的人格是应被否定的。一提到罗马，就联想到其所代表的国家以及崇高和强大。”[3]不可否认的是，类型说为其出现之后人物形象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扬弃了古代和中世纪艺术流行的神秘观念和荒诞离奇的表现手法，通过人物塑造去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必然性，以此揭示某些具有重大普遍意义的主题[4]。
随着城邦国家的建立和法律、道德观念、等级制度的不断形成，奴隶主民主制已逐渐走向崩溃，奴隶主贵族专制制度逐渐形成，人的自由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约束。人物形象塑造手法在悲剧等艺术中，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模仿为旨归的古罗马艺术，如实呈现了客观现实中的这种等级差别，把突出的共性特点融于人物性格的表现上。在古罗马时期，贺拉斯摒弃了亚里士多德的人物形象理论中对典型的部分主张，转而承袭、发扬了其类型说的理论主张。类型说理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到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时期达到了高峰。
类型说从抽象的理念出发，以突出共性为目的，更加重视突出一般与共性，而往往忽视个别与个性，并通过抽象的观念，诸如道德、理性、荣耀、果敢、吝啬、凶狠等直接显现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一般来说，按照类型说塑造的人物，类群的共性特征鲜明突出，共性所代表的抽象观念非常强烈；个性则模糊，甚至消失。
2.近代前期的个性说
随着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僵化的封建等级制度受到极大的冲击，并最终被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取而代之，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对旧的封建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
个性特征说正是伴随着以自由竞争为标志的资本主义而出现的，随后逐渐形成了启蒙文学思潮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所鼓吹的“特征说”“个性说”。19世纪瑞士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曾说：“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成就在于首次揭示了丰满而完整的人性。这个时期赋予了人的个性以最高程度的发展，同时，引导个人尽一切可能对自己做最热诚和最彻底的研究。”[5]
资产阶级的普遍人性论是建立在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基础之上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宗教和封建束缚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单个的人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和社会实体看待，人物塑造的全部重心被转移到对个人“特征”的挖掘上，从而把单个的人作为社会中独立的主体进行创造与描写。这种强调个性特征的趋势，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然而，个性说也存在不足之处，甚至出现了过分突出特征性而排斥普遍性的情况。在对“特征”进行提炼的过程中，抓取荒诞不经的、神奇、偶然的现象，替代共同的、普遍性的事物。如此便与揭露事物本质的初衷渐行渐远，进而牺牲了艺术表现之目的。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在论及浪漫主义对法国古典主义的否定时，深刻地指出了这两种文学思潮各自的极端性、片面性。他提出，只有将两者各自所代表的倾向融合起来，才能不断接近艺术的本质。由此可见，艺术自身的发展已来到了一个历史临界点：必须将类型说与个性说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建立起更全面、更辩证、更能反映艺术本质的人物形象理论。
3.近代末期的典型说
在西方文艺作品中，典型人物指的是既有个性、又有普遍代表性的人物。从西方文论来看，典型理论的发展，和类型化向个性化的演进一样，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8世纪以前，典型观还停留在类型说上，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典型理论才逐渐从类型说中分离出来，更加强调描写个别和特殊，通过特殊显示一般与共性[6]。黑格尔典型理论的形成象征着人物形象理论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黑格尔在深入剖析了大量艺术现象的基础上，对艺术的各种样式做了全面、细致的历史考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美学体系。黑格尔对人物形象所作的美学总结，理性而批判地承袭了前人的理论成果，用辩证法来阐明了艺术形象的本质特征。
根据“具体概念”是“多样性的统一”的思想，黑格尔将“具体概念”分为普遍、特殊、个体三个环节，进而提出理想人物应当具有性格的丰富性的思想。黑格尔认为，单一的人物性格中应当既有独特性、特殊性和差异性，又能反映出普遍而共同的东西，这样才能多方面地展现出多层次的普遍性。黑格尔的这一见解后来被别林斯基进一步阐述，从而揭示出艺术典型的重要特征：艺术典型是具有高度概括意义和代表性的形象。
在艺术概括方式上，典型说提倡“通过特殊显现一般”，通过具体的、个别的感性事物反映出事物的本质规律。因此，和类型说相比，典型说揭示的社会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更深广，也更符合艺术的审美特质；与个性说相比，典型说的人物性格更加生动鲜明、真实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