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化英雄人物到多元化英雄人物
“公式化”“概念化”始终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普遍存在于文艺创作中的顽疾，以至于如今甚至出现了“新概念化”问题。在新中国动画人物塑造中，创作者通常运用模式化思维进行创作，使得人物缺乏个性，人物关系简单，剧情千篇一律。公式化、概念化的诱因众多，不仅是由于外部社会环境的普遍性，而且还因动画接受群体存在特殊性。公式化、概念化作品往往会打着发挥文艺作品在意识形态上的“教育意义”的旗号，强调动画电影所具有的“警示”教育手段，而严重忽视作品的艺术性，导致大量作品存在“大写主题”“说教主义”的不良倾向，进而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动画人物形象塑造中特殊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24]。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动画人物塑造中的公式化特征具体表现在创作者用一种既定模式去塑造人物和描写人物关系，无论什么人物都可以运用这个“公式”进行套用。秦兆阳在《论公式化概念化》中列举了四种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公式，在动画创作中也有相应体现。一是对比法，比如将进步的人与落后的人进行对比。如《蜜蜂与蚯蚓》（1959）中，作为进步者的勤劳的蜜蜂和作为落后者的懒惰的蚯蚓在故事中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阻碍法，事件的发展不断受到阻挠。如《美丽的小金鱼》 （1958） 中，萤火虫因为受伤不能告知大家音乐的信息而伤心落泪，小金鱼因此决定帮助萤火虫传递消息。影片通过小金鱼一步步突破困难，在大家的帮助下解决困境来展开故事，表现友好互助的主题。三是教训法，把事实的教训当作对反面人物的惩戒，进而成为人物转变的契机。如《小梅的梦》（1954）中，木偶不同意和小梅一起玩游戏的教训让小梅反思自己不应该不珍惜玩具。四是误会法，利用人物之间有意或无意中形成的误会推动情节的发展。如《萝卜回来了》（1959）中，小白兔以为小鹿没有萝卜，小鹿以为小熊没有萝卜，小熊以为小猴没有萝卜，小猴以为小白兔没有萝卜，最后把萝卜又还给小白兔的误会来展开故事，表现乐于分享的主题。
人物塑造的概念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人物类型概念化和角色功能概念化。首先，在人物类型概念化方面，特伟把儿童美术片中的故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 “以儿童形象为主角，直接反映儿童现实生活的故事”；第二类是 “以儿童形象为主角，但带有幻想的故事”；第三类是“动物拟人化的童话故事”[25]。在20世纪50年代以动物拟人化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动画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呈现类型化趋势。数据显示，这一时期的动画电影共有55部，其中与动物有关的影片有28部。在这28部动画电影中，兔子、鸟、熊大多是聪明活泼、热心善良、乐于助人、乐于分享的 “好孩子”形象，即便有反面形象，也是自私、骄傲、好恶作剧的“坏孩子”形象。而老虎、狐狸、狼等动物则是邪恶狡诈、横行霸道、凶猛愚蠢的负面形象，经常遭受严厉批评和打击。人物类型的概念化体现在善良与邪恶、聪明与愚蠢等人物形象的对比中，能让观众分辨出正邪分界明显的、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另外，人物形象类型化还表现在“功能型”人物的塑造上，它们在故事中通常作为主角人物或是配角人物对儿童给予帮助和教导，大致可以分为“智慧老人”和“解救者”两种角色。
长期以来，主旋律电影形成了固定的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正面角色被过度完美化、神圣化、非人化；反派则被妖魔化、丑怪化、猥琐化。在计划经济时期，众多脸谱化的作品还成为“红色经典”，享誉一时[26]。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外动画大量涌入，传播手段日益丰富，受众的观看需求不断提高，给国产动画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雄动画中的英雄原型的选取不再仅限于高大、完美、崇高和远离现实生活，英雄的设定开始呈现出职业、性格和教育背景等方面的个性化特征，形象逐渐变得日益多元而丰富[27]。
随着大众文化逐渐兴起进而洋洋大观，以往充满教化色彩的官方主流文化一家独大的地位受到强烈冲击。艺术的三个功能——认识性、教化性、娱乐性的顺序发生了变化，娱乐性逐渐超越教育性，被更多地强调和凸显。多元化英雄人物开始出现，主要体现在“非英雄”的英雄人物以及原创型神化英雄的出现两个方面。
首先是“非英雄”的英雄出现。美、日动画电影中所存在的大批的平民英雄形象对国产动画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国产动画渐渐开始摆脱传统神话的束缚，继而塑造一些贴近现实生活、同时具备英雄亮点的人物。如袁建滔执导的《麦兜故事》（2001），小猪麦兜在外形、出身、能力等方面都极为普通，但这却无法阻止他成为受人追捧的平民英雄，深深寄托了香港市民朴实真挚的情感。
其次则是原创型神化英雄的出现，在国产动画电影的创作中，人们已经开始注重搭建一个与众不同的、严谨的世界观。诸如王川的《魁拔之十万火急》（2011），英雄蛮吉在他所生活的世界里已然完全冲破了以往观众对国产传统神话的心理预期，而其见义勇为之举，与美、日动画中常见的热血少年有异曲同工之妙。
《麦兜故事》（2001）
《魁拔之十万火急》（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