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机器的电影：博德里的机器理论

法国著名学者博德里是机器理论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他的代表作《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和《机器：对电影院中现实印象的元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外部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问题，认为电影放映机等物化机器包含人的取舍，电影主题的彰显包含人的倾向，电影作品的传播与扩散包含政策、制度的引导，并极力主张透过电影图像的表层，去思考电影作为一种机器的属性。

作为一种新型的再现模式，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重点关注和广泛追捧。虽然呈现在银幕上的电影作品往往给人以艺术、文化、人文的感受，但深入分析电影成品背后的组成元素便不难发现，无论是镜头的生成还是声音的录制，无论是前期的初剪还是后期的调色，均与摄像机、剪辑机、放映机等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博德里认为机器在改变原材料的过程中已经着上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因此不能将其当作一种中性的信息传送器。第一，摄影机的选择。摄影机作为原始素材的采集工具，一方面由于机器的成像水平与现实真实会形成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由于摄影机存在画幅容量的限制，素材的选择必会出现取舍。第二，剪辑机的选择。剪辑机作为对摄取素材的深入加工工具，对电影成片的艺术呈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后期制作过程中涉及蒙太奇组接、色彩调整、特技特效、声音配制混剪等环节。而在每一个过程中的技术性因素摄入，都会从根本上改变摄影素材的内容，只不过这种改变被隐藏在美化、艺术、视觉冲击、技术中性的外衣之下。由此可见，剪辑机的每一步修饰与剪辑，都可能带上特殊意识表达的因子。第三，放映机的选择。放映机的呈现是电影作品与观众见面的最后一个机器通道，虽然不同时期放映机的呈现对像素损耗的程度不一，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提升与演进，电影剧场的影像也正在逼近真实，但其与现实有差距，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电影的机器属性，首先表现为其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的各种机器驱动与介入，尽管在此过程中已采用了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中性担保，但仍未消解其强烈的技术基因。事实上，影像物质工具所构建的价值体系与世界体系，并非是对客观世界的如实反映，毕竟在这之中或多或少夹杂了创作者所欲表达的信息，只不过这种信息的传递被掩藏在了机器的背后。因此，在文明社会营造的影院空间中，观众在欣赏着二维、三维影视作品的同时，除应感受到艺术带去的心灵震撼外，还应思考艺术震撼背后的机器动因。

文学、艺术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性格。同属于艺术门类的电影是否也可以呈现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意识呢？好莱坞经典影片一次又一次将个体凡人的奋斗与国家精神结合在一起，创作了包括《阿甘正传》《我的左脚》等在内的诸多辉煌的电影作品，不仅使其国家文化适应了美国民众对国家的心理预期，而且通过影片发行潜移默化地将其国家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国。韩国民族主义影片创作也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工具属性，例如《韩半岛》《遗失的记忆》等作品，便透过对历史的演绎与反思，向其受众传递着浓浓的爱国主义精神。日本也十分注重通过电影实现对民族性、国民性等话题的探讨，并时常将其浓缩为“菊”与“刀”植入到电影作品中，例如《竹取物语》《春雪》《切腹》《三匹之侍》《少女杀手阿墨》《座头市》等，有意识地传递着日本的民族形态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战争题材的影片，日本和美国的对比尤为明显，前者更多地表现为不愿意面对历史残酷的真实，如《黑雨》《原子弹爆炸下的儿童》；而后者则更多表现为高度的自信和对历史的深思，如《坚不可摧》《血战钢锯岭》等。

我们透过博德里的机器理论便能深刻感知，电影除存在物化机器外，还处处透露着意识形态的机器特征。作为意识机器的电影，并非使用强制外力干涉个体和群体思考，而是通过叙事、人伦、情感和视觉冲击等更加隐秘、更加温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受众的价值取向和判断。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美国电影都是在对美式价值观塑造的基础上向世界放映的。而每一次的放映便是对受众价值的塑造与世界观的洗礼。因此，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是，物化机器的电影或还能引起受众的明显感知，但意识机器的电影却很难诱发受众的感知，甚至会让不少受众表现出无视和麻木。更为可怕的是，即便一个国家已意识到美国电影意识工具的传播特性，但由于其自身缺乏强大的民族自觉力和丰富的民族文化产品，所以对这种外来式、颠覆式的文化霸权行为同样毫无抵抗之力。

博德里认为，电影院中所展现的内容并不是电影最强大的力量，电影创作背后的制作机制及推广政策才是应该引起注意的方向^[18]。纵观世界各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电影政策、电影机制、电影体制等对电影产业的持续繁荣功不可没。国产电影的创作与发行，主要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井然有序，到市场经济时代的逐渐繁荣；从国有独资时代的一元形态，到自主投资的多元并举；从事业单位时代的大包大揽，到集团企业的直面市场。并由此奠定了国产电影健康发展的三轮驱动，即宣传驱动、商业驱动和艺术驱动。政策作为一种推动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工具，在中国电影走向繁荣、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显得极为重要。因此，对电影政策的研究与分析，是掌握中国电影发展驱动力的关键^[19]。美国电影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的促成，但政策对电影产业的扶持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其主要表现在联邦政府对版权的保护，行业组织对电影的支持，州政府出台的税收补贴政策等一系列计划。而加拿大同样十分重视对电影产业的鼓励，并从国家层面便确立了“加拿大故事片基金”“金票房奖”等资金支持计划，有效刺激了国内故事片的创作^[20]。法国也非常注重对电影作品的资金支持，但与美国、加拿大不同的是，这些资金并非由政府拨款，而是来自行业的体内循环，比如在每张电影票中提取特别附加税；在网络视频点播中提取特别营业税；在电视中提取特别营业税等。

因此，借助博德里机器理论审视各国电影工业、电影产业的发展便不难发现政策在推动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电影既是艺术的产物，同时也是政策工具的产物，一个特定区域内，政策工具对某类型作品的扶持和青睐，往往会造就这类作品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