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契尼
若要将普契尼的歌剧创作纳入某种特定的所谓“主义”的轨迹，那是十分粗莽的做法。Verismo虽译作“真实主义”，而有时却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普契尼的创作生涯既处于晚期浪漫派时期，又面临继十四世纪“新艺术”（Ars Nova）、十七世纪初“新音乐”（Nuovo Musiche）之后、二十世纪早期“新音乐”思潮兴起之时，各国音乐家排除艰难险阻甚至希特勒纳粹的迫害，寻求通往“新音乐”之路。当然，普契尼的创作与墨索里尼、希特勒文化政策执行时期尚相距十来年，他没有轮上这一文化高压。他的创作面貌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他的艺术方法的。从严格意义上说，1893年的《曼侬·列斯科》不属“真实主义”，而是晚期浪漫派感伤主义的标本；1896年的《波希米亚人》从人物设计到戏剧情节都围绕着社会下层普通人物铺展的，而实质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写照；1904年的《蝴蝶夫人》和1924年的《图兰多》也写了特定环境中的普通人物（如巧巧桑、柳儿），同时有情感的夸张的爆发，其实是两幅异国情调的气息浓郁的生活画面，并非带原始情感冲动的真实主义代表作。
三幕歌剧《托斯卡》首演于1900年，该剧围绕画家卡伐拉多西掩护政治逃犯安杰洛蒂，罗马警察总监斯卡尔皮亚怀着占有托斯卡的卑鄙丑恶的意图，利用托斯卡对画家的深情，加紧对画家的政治迫害，千方百计迫使托斯卡屈从就范，而最终这三个主要人物均在暴烈行为中死亡的故事展开矛盾冲突。情节紧张，情绪夸张，气氛恐怖，一系列不协和和弦和刺激性的节奏烘托，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第二幕托斯卡从腹背刺死斯卡尔皮亚，心理极度惊慌，遂点燃蜡烛置于死者头边，再用一个十字架放在他的胸口，然后匆忙赶往监狱刑场，告知卡伐拉多西她是如何骗得“通行证”，让他放心等待“假枪决”，然后两人远走高飞，通往自由。接着，又一个令人毛骨惊然的场面出现，一排行刑者齐向卡伐拉多西发射子弹，画家倒在血泊之中。托斯卡发觉中计，悲痛欲绝。观众尚未喘过气来，大批警察冲向城堡顶部阳台追捕托斯卡，她纵身从城堡顶端跳下身亡。这场悲剧令人全然离开艺术，而置身于一个恐怖的世界。此剧可说是普契尼后期作品中最具真实主义倾向的杰作。
他的另一部三幕歌剧《西部女郎》于1910年在纽约首演，情节曲折离奇，土匪头目拉曼列茨与波尔卡酒店女店主明妮的爱情瓜葛，地方警方多次追捕拉曼列茨，明妮千方百计掩护，但拉曼列茨终被击伤捕获并处以绞刑，明妮利用本人在当地淘金者和警官中的良好声誉，恳求赦免拉曼列茨的死罪，戏剧矛盾跌宕起伏，加上西部音乐风格的点缀，使这段暴力故事更带有刺激性和自然主义色彩。
普契尼晚期所作三联独幕歌剧中的第三部《外套》，于1918年12 月在纽约首演。该剧故事发生在塞纳河边停泊的一艘大驳船上。船主米歇尔的妻子吉奥吉塔与穷困的搬运工鲁奇有染，两人在充满犯罪感的紧张情绪中幽会姘居。一次，两人以点划一根火柴为号相会，为米歇尔所察觉，遂将鲁奇勒死，用大衣裹盖。吉奥吉塔见信号走上甲板，却发现鲁奇尸体，即晕倒于鲁奇尸体上。这段离奇的情杀故事，令人联想起现代的同类电影画面，可说是普契尼的又一部真实主义代表作。
近年来一些理论家认为普契尼的真实主义还有一层更深的含意，那就是反文化、反意识的立场，认为一切社会意识都是束缚人的本性的，因此，应当回到人的真实的自然本性，回到意识产生之前的童年天感中去。具体表现在他的作品对父亲形象的否定，以及从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生物学上的自然真实的象征——出发，对女性英雄主义形象的肯定。
威尔第的歌剧，特别是早期作品中，父亲形象是与主人公相伴的，是理想人格，是宗法社会的维护者；而主人公体现的是男性气概。但在普契尼作品中，大部分的主人公的父亲不再出场，而出场的父亲帖木儿的智慧（《图兰多》）也被推翻。父亲的形象不再是崇高的、严酷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诡计多端的斯基基、流落异邦的帖木儿……而母亲形象才是亲切的。甚至把一些不怎么值得爱的年轻的女性（嫉妒的托斯卡、艺妓巧巧桑以及原作中自称是婊子后代，而被他美化过了的咪咪）都放到圣坛上作牺牲品。
普契尼一生写了十二部歌剧。普契尼成熟期的歌剧试图摒弃分曲制，以多段体的咏叹调与大型的重唱与合唱组织起自己的音乐。他也通过复合功能的重叠和弦以及调式和声进行造成的游移朦胧，克服段落之间的停顿感。此外，在很多过渡和发展的段落中他让乐队担当旋律的主体，而声乐部分以镶嵌部分音调的方法使声乐、器乐获得水乳交融的一体进行。普契尼的旋律动听，常常充满伤感色彩，虽然感情真挚，表现细微，但比起威尔第来，却少了些英雄气魄以及自然地渐次深入、推进的情感表现的内在潜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