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闲暇时间

长寿多出来的年头并非全都用来工作，这就意味着闲暇时间也变多了。在三段式人生中，闲暇时间主要分配在人生的结尾，即退休生活中。但在多阶段人生中，我们有机会在整个一生当中重新分配多出来的这些年，也许可以来一个间隔年，作为职业转型中期的一部分或是65岁左右重返职场之前的一小段时间。

对多出来的这些闲暇时间的重新分配不必非得是整块时间，比如说几个月或几年，而是也可以被重新分配为更短的时间段，比如一天当中的几个小时，或是一个为期三天的周末。这种乐观背后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逻辑：随着科技提高人类的生产力，每工作一小时的产出会越来越高，收入也会增加。而有钱之后总会想要更多的东西，包括闲暇。^〔37〕因此，由于生产力的奇迹般提高，人们消费得更多，工作得更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趋势在近代史上已经上演。例如1870年，德国人平均每周工作68小时，而美国人平均每周工作62小时。到200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降到41小时和43小时。^〔38〕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其结果就是每周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少。

这就意味着如果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带来的影响跟过去的技术一样，那么我们很可能最后会看到一周四个工作日、三天周末。已经有一些公司采用了四天工作制，而这些公司的情况表明，这样能提高生产力，增进员工福祉。^〔39〕现在只有那些工作方式最灵活的公司有可能成功实行四天工作制，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参与进来，这种制度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里成为新常态。

在对科技进步最乌托邦式的想象中，机器的生产力会变得极高，人们甚至不再需要为了挣钱而工作，闲暇时间也会多得不能再多。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称之为“数字雅典”，指的是奴隶们将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解放出来，使他们把时间花在思考深刻的哲学问题上，使当时的雅典百花齐放。在智能机器的世界里，数字奴隶可以让人类从苦差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激情——从事更有意义、更自我驱动的活动，比如制作手工艺品或志愿服务。当然，这是一种人类需要形成全新叙事方式的极端情况。但即使社会没有达到这种乌托邦状态，我们仍然需要给更多闲暇留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