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裂的社群
在我们的社群交流中，虚拟的成分越来越多，面对面的成分越来越少。在跟自己的社群接触时，脸书用户平均每天花在虚拟交流上的时间是39分钟，而面对面交流的时间是43分钟。〔37〕网络快递正在取代商业街购物，廉价外卖餐饮也代替了外出就餐。拉迪卡几乎完全在网上工作，很少去见自己的客户。这给了她跟世界各地的人一起远程工作的绝好机会，但也确实让她减少了跟住在附近的人的日常接触。我们需要运用社会才智，确保这些新的联系方式是补充，而非取代了能带来丰厚回报的人际关系，而我们人类正是凭借这种关系才得以繁荣昌盛。随着社群和社会变得更加隔离，这个问题也越发尖锐了。隔离有一方面的体现是，独居的人越来越多。例如，据预测，到2030年，法国将有一半的家庭面临这种情况；在英国和日本，这一比例会达到40%；而美国是30%，韩国是24%。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独居的老人究竟有多少。今天美国85岁以上的老人中，只有四分之一生活在数世同堂的家庭中，而在1940年，这一比例为三分之二。通常都是他们的子女搬去了大城市，而没有了家人之间的牵系，老人会很容易感到孤单，也缺乏轻松友好的照料。在日本，人们越来越关心“孤独死”，也就是老人孤单地死去，没有人知道，一连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没有人发现。科技可以起到一些作用，而在日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机器人来帮忙照顾虚弱的老人。这些机器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差不多可以被视为宠物，还被赋予了专属的身份认同感。慈善组织“老龄英国”（Age UK）的数据表明，如今65岁以上的老人中有四成以上表示陪着他们的主要是电视。相比之下，跟智能机器人互动似乎明显是一个改善。英的妈妈住在300多千米以外，英一直用Skype（一款即时通信软件）跟妈妈保持联系，对她来说，Skype是无价之宝。再加上她妈妈用的亚马逊的智能助理Alexa，终于让她放下了心，确定妈妈有连接，很安全。但是英也在担心，这些连接技术虽然让她感到放心，但是也意味着她实际去看望妈妈的次数没以前多了。
这些新技术最擅长的事儿是当红娘。这个工具很强大，也有很大的潜力，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集体体验的性质。这一点体现得最明显的就是约会。1980年，约有35%的异性恋情侣是“通过朋友介绍”，剩下的要不就是在工作中认识（20%）、通过家人介绍（18%）或者在大学里认识的（22%）。也就是说，他们用的是物理网络和社群网络。到2017年，有将近40%的情侣是在网上认识的，〔38〕而且这个比例似乎在逐年上升。
跟在线红娘接踵而至的，是“选型婚配”，即人们倾向于跟自己很像的人结婚。这种配对产生的影响在美国非常明显。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的男性只有四分之一娶的是有大学学位的女性，而到2016年，大学毕业的男性有一半都是跟女大学生结的婚。结果家里要么两名成年人都收入很高，要么两人都没怎么受过教育，因此很可能收入也很低。其必然结果就是，不平等加剧了。
人们通过“人以群分”结成彼此相似的夫妇，之后也会选择跟相似的人生活在同样的社区。这必然会改变邻里关系的性质，也让位置和地段成了稀缺资源。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休闲娱乐还是工作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总是选择跟其他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一起。此外，为了尽可能缩短通勤时间，这些受过良好教育、薪酬很高的人也会选择住在市中心。这就抬高了市中心的房价，把低收入家庭从城里挤了出去，加剧了经济隔离。在伦敦这样的城市里，房价的中位数约为伦敦人年薪的15倍，而在香港，这个比例更高（19.4倍）。〔39〕其结果就是，商店和服务的价格水涨船高，例如几乎只卖有机食品的“全食”超市、“大部队”动感单车店、“璐璐柠檬”瑜伽店等等。社区由此经历了中产阶级化过程，巩固了高收入人群在这里的地位，赶走了低收入人群。在旧金山、圣何塞这样的城市，这些影响非常显著，并开始成为政治问题。但这并不是美国才有的现象：从2001年以来，在欧洲13个大城市中，有11个城市的收入差距加大。〔40〕
与此同时，虽然社区隔离愈演愈烈，在对社区的定义中“同一个地理位置”的含义也越来越淡化。跟很多自由职业者一样，拉迪卡是这座城市的新移民，跟她最亲密的家人都离得很远。由于没有日常工作场所，她认识的人也很少。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地段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不再是他们终其一生的外部参照。拉迪卡的经历表明，在青年时期过后，你住的地方不再能反映你的出身，而是会反映你在多阶段人生中的不同时间做出的各种选择。
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还是仍有可能重新阐释社区和地方可能的样子？我们似乎不可能回到传统的社区。但你还是可以通过积极做出选择，在当地商店而不是在网上购物，在邻居当中而不是在老朋友和同事当中组织一个读书俱乐部，去当地的健身房而不是公司旁边的健身房，等等。通过这些，你还是有可能建立起一种以社区和地方为基础的归属感。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经济力量都对社区不利。所以另一个选择是考虑成为社会先锋，革新现有空间或创造新空间，让社区聚集在一起。社会先锋乔纳森·科利（Jonathan Collie）打造的“公共休息室”就是这样的空间。〔41〕在科利看来，这件事就是提出重要的社会问题，然后创建一个物理空间——“公共休息室”。任何年龄、任何背景的人都可以聚在一起这样交流，参与兼容并包的活动。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邻里和社区正在彻底改造，而“公共休息室”只是正在进行的诸多社会实验中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