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际标签管用吗？

如果想确定这些标签究竟是有助于还是妨碍了代际关系，想想这些标签是否反映了明显的经验差异会很有用。这样做继而需要从社会角度来定义，什么是一代人。最经典的是由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给出的定义：经历了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一群同龄人。^〔30〕也就是说，一代人是根据就时代精神而言的特定年龄视角来定义的。归属于一代人的这种感觉有什么吸引力，马丁·海德格尔有句评论表达得淋漓尽致：“此在在它的‘同代人’中并与它的‘同代人’一道有其具有命运性质的天命，这一天命构成了此在的完整的本真演历。”

但是，曼海姆自己也指出，并不是每个年龄段都需要定义一代人。如果21世纪的世界和20世纪实际上一模一样，那么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就不会变化，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也会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需要确定几代人的身份，只需要关注年轻人和老人就足够了。因此，是社会变化定义了新一代，因为他们会质疑公认的智慧，用他们独有的方式应对新的挑战，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奋战在社会才智前线的一支大军。从这个角度看，用来定义各世代的分界日期，就是发生特定变化的历史时期的书挡。这个观点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几个代际标签都是根据对科技的态度来定义的。如果科技一直在快速变化，我们可以预期，代际标签的流转还会加快。

然而，要想让代际标签足够有感染力，这些历史变化就既需要被界定明确，又需要能够在解释个人行为差异时起到主导作用。如果变化很慢，而且持续多年，那么代际标签的明确界限就会误导人。圆香和拉迪卡的代际标签是“千禧一代”，但她们成长的技术世界跟汤姆和英截然不同，更不用说克莱夫了。这些区别无疑能帮助我们洞察这些群体之间的行为差别。然而，这些代际标签要足够有影响力，就必须既能解释圆香和拉迪卡与汤姆和英这两组人之间的重大差异，也要能预测圆香、拉迪卡、汤姆和英的行为方式中的大量相似之处。

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就不会奇怪，对探索代际潜在差异的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显示很少有显著差异。实际上，以千禧一代为例，他们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别，比平均来看千禧一代和婴儿潮一代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31〕换句话说，人就是人。我俩都喜欢往烤面包片上抹牛油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千禧一代。

危险在于，代际标签也许只是人口统计学上的占星术，用任意选定的日期来判断个体的个性和需求。由此总结出的一般性、夸大其词的区别也许会贻害颇深，尤其是在企业界。我们在商学院能听到的关于千禧一代最常见的说法之一是，他们希望工作有意义、灵活，而且有明确目标。但是，退一步想想——这肯定是任何年龄的人都想要的吧？我们的上一本书《百岁人生》的网站上有个简短的诊断测试，有数千人完成了这个测试。而在我们分析完这几千人的测试结果之后，上面说的这点就已经很清楚了。在那份测试中，我们要求人们评价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还问了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什么地方。这些回答按年龄来看并没有多大变化，这让我们感到震惊。年轻人和老人都会为自己的技能投资，对工作都很积极，也都感到振奋，也都在努力保持健康。^〔32〕

代际标签也有个问题，用德国艺术史学家威廉·平德（Wilhelm Pinder）的话说就是，它们强调“同时代人的非同时性”。人人都在应对科技和长寿带来的变化。只是通过代际标签的透镜来解释这些，就抹去了他们共有的同时代背景，把重点放在了他们的年龄上。关于科技的叙事就是这种情形。婴儿潮一代大部分都是在没有智能手机或社交媒体的环境中长大的，这跟他们的孙辈截然不同：孩子们“精通科技”，生来就会运用科技。但这并不意味着婴儿潮一代不能学习，只是他们必须学习。

他们也确实正在学习。即使到2012年，美国婴儿潮一代也只有40%的人使用社交媒体，而千禧一代有81%。到2018年，千禧一代中用社交媒体的人数比例基本上没有增长，但在婴儿潮一代中，用社交媒体的人数比例上升至57%。^〔33〕科技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交流方式，其影响不会局限于特定的年龄群体。

所有这些都不能否认，在代际标签基础上做出的谨慎经验分析还是能带来一些见解。如果我们要跟好几代人一起努力，重新设计人生规划，使其不只是对克莱夫、汤姆和英有效，也能为圆香、弘树和拉迪卡指引方向，这些见解会成为无价之宝。然而，这些代际标签通常只不过是马马虎虎的刻板印象，掩盖了所有年龄的所有人在打造长寿新人生时都需要同时面对的共同挑战。危险在于，代际标签强调的是差异而非共性，因此导致了代际冲突，而不是代际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