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年改变：积极老年化
在三段式人生中，从工作到退休的改变相当剧烈。预期寿命为75岁左右时，人生的第三阶段包括几年闲暇，继之以几年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最后是人生的最后转变。
对于像克莱夫这样70多岁的人来说，他面对的很有挑战的新改变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现在剩下的这些时间。克莱夫的剩余预期寿命比他父亲在他这个年纪要多得多。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年龄通胀的因素考虑进去，就能算出克莱夫71岁的时候剩下的时间跟他父亲在60岁的时候一样多。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理解，因为随着活得久的人越来越多，同年龄段的人之间的差异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一篇深入研究老龄化问题的文章中指出，老龄化叙事带来的麻烦在于，从健康和行为的角度来讲，很少有人展现出老龄化过程中的多样性。〔22〕
有些人应对这一新改变的方式是继续工作——承担面向客户的角色，帮助跟他们同龄的客户，或者从事非常看重他们积累的晶态智力和人生智慧的职业。在医学、法律、学术界和其他专业领域，有社会先锋在开拓新的道路，但进步也将继续蔓延到更多领域，惠及更广大的人群。
然而对大部分人来说，虽然退休后重返职场的比例还会上升，但有薪酬的工作在他们人生中起到的作用会越来越小。预期寿命显著增加之后，他们面对的改变带来的挑战是要更有远见，也需要准备为未来可能的自己做更多的投资。在努斯鲍姆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面向现在和未来的前瞻性思维至关重要。〔23〕她的看法是，如果总是回首往事，我们就有可能只是在重复通过记忆学到的角色，也只有怀旧或愧悔的怀旧情绪才能让我们有生气。克莱夫要能享受当下的快乐，能满怀希望和期待向前看，才是明智的做法。
这种“向前看”的改变跟弘树正要开始的探索很相似。克莱夫和他老伴可以来个间隔年，去探索世界，见见家人和老朋友。他们并不孤单。例如在英国，过去15年间，旅行开支的大部分增长都来自65岁以上的老人。这不只是坐坐游轮：2018年，这个年龄段的人在爱彼迎上面的预订量增长了66%。这是一个扩张的时代——扩大活动，扩大人脉，扩大才能，扩大友谊。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社会结构和机会必然能满足这些“扩大”的需求。正如努斯鲍姆所说，如果只有一小群人能够长寿，那么这些硕果仅存的老人很可能就会分散、融入他们的家庭生活中。但是如果大部分人都能够长寿，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临界群体，能单独也能集体探索更广泛的选择。
克莱夫已经在探索更广泛的选择了：他加入了健步足球队（这是足球的一种玩法，没有任何身体接触，也不能跑）。真正吸引他的是友情和竞争意识——他在健身房觉得孤零零的。他并不孤单，虽然刚成立几年，英国全国健步足球协会已经有434家俱乐部，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关于社会先锋的集体行为如何创造新的社群，支持不同的生活方式，健步足球是个很好的例子。
这种青春焕发的感觉让人惊讶，然而克莱夫也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为老龄化不可避免的风险做好准备。克莱夫面临的挑战，就是在这种感觉和意识之间寻求平衡。克莱夫很清楚，他的剩余预期寿命比他父亲在这个年纪要多得多，不过他也希望这些年都能活得健健康康。但是他也必须认识到，他可能未必一直无病无灾。克莱夫不得不在向前看的热情和对最坏结果的小心准备之间取得微妙平衡，好好打理自己的晚年生活。
想了解结局会起到什么作用的话，可以看看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合作者的一项研究。两组实验是分别把手放在14℃的冷水中浸泡60秒，其中一组在60秒之后马上把手移开，而另一组的手继续留在水中30秒，同时水温慢慢上升到15℃。在问及他们更喜欢哪种方式时，大多数人选择了慢慢升温。虽然他们不舒服的时间更长，但结局相对得到改善就让他们宁愿浸在水中更长时间了。也就是说，就像作者说的那样：“评价往往由最不舒服的时候和最后时刻的状况决定。”〔24〕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在于美好的结局。老年病学家安德鲁·埃尔德（Andrew Elder）这样说道：“虽然对大部分老人家来说，什么时候死、为什么死都很重要，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死、死在哪儿。”〔25〕结局很重要。
克莱夫在年华老去的同时，需要确保自己的经济状况井然有序，还要在自己缺乏精力和认知能力之前确保有别人帮忙打理财务。他也需要考虑他想在什么地方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他想加入什么社群，以及他想跟亲朋好友保持多远的距离。
在美国，活到六七十岁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佛罗里达州的阳光海岸上出现了大量老年公寓。这种结果完全以三段式人生为基础，因此最后的“退休”阶段就在一个以年龄为标准隔离起来的社区中度过倒也合情合理。但是，由于克莱夫和同龄人的老境更加优越，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人们想住在城里或镇上，想跟另几代人建立联系，想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融入更广大的社群。在城市中创造代际生活的空间，是城市规划者越来越需要重视的议题。
然而，尽管预期寿命增加了，生命的自然轨迹却没有受到影响。斯坦福大学的劳拉·卡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在她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中描述了这种自然轨迹。〔26〕她的观察结果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开始觉得自己的未来不再不可限量，也会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前瞻性思考和面向未来的目标导向转移到更专注于眼前的活动上。视角的这种变化与其说是年龄造成的，不如说是末日将近的感觉带来的。
注意力的转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衰老悖论”。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害怕自己变得弱不禁风、脆弱不堪，但很多人在老去的时候，幸福感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往往比中年人还高。在卡斯滕森看来，这是因为在人生的最后一次改变中，人们开始关注更有情感意义的活动。他们开始减少活动，并将自己日益减少的情感和身体资源集中到那些更有可能带来积极体验的人际关系上。其结果就是，虽然我们在老去，身体状况和社交方面也都必定会每况愈下，我们仍然可以保持甚至改善我们的情感健康。
在克莱夫正在尝试的新改变中，这可能是最具挑战性的一部分。作为“71岁的年轻人”，克莱夫仍然拥有的人生比以前任何世代都长。这就意味着他更需要向前看，需要为自己的未来投入更多。但是在暮年，他的视界也会变窄，他的安逸和快乐也会受到更多限制，他也需要为这样的暮年做好准备。
最后一次改变的困难之处因为人们老去的方式多种多样而更形复杂。克莱夫不得不注意到自己的感受并受其影响，而不是简单地采纳同龄人的建议。卡斯滕森指出，这个最终阶段并不是在特定年龄突然发生的跟其他年龄不相干的过程，而是在一段时间内逐渐积累起来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个阶段并不可怕。用卡斯滕森的话来说，虽然晚年“有其艰辛，也有其失望……不过真到了晚年，人们就会更习惯生活的甜蜜，而不是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