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仅考虑GDP

政府的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衡量的是什么，以及如何描述这些衡量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们强调要改变政府预测预期寿命的方式（应该用群体评估而不是阶段评估），以及老年赡养比（需要用年龄通胀来调整）。

然而，最受关注的指标是GDP，这是哈佛大学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于1934年首次正式提出的一个概念。^〔15〕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他们最熟悉的指标，而GDP的升降可以大致代表社会成功与否。GDP衡量的是经济体内部产生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产出。一点都不意外，这个概念应用很广泛，而对这个概念的批评和误解也几乎同样广泛。批评既涉及未能忠人之事的过失（GDP没有准确衡量本应衡量的对象），也包括未能全面覆盖的过失（GDP并没有衡量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对象）。

政府是否应该使用其他变量，比如国民的福利和幸福感，来作为指导政策的替代指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就任命了一位幸福部长，新西兰财政部长格兰特·罗伯逊（Grant Robertson）也在2018年发布了该国第一份“安乐”预算。在发表预算的讲话中，罗伯逊指出：“致力于让人们更加安居乐业，需要用到不同的方法，对成功也要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我们希望从更宽泛的角度来定义成功，而不是只考虑GDP等简单标准。GDP虽然是衡量经济产出的重要指标，但并不能反映出人民安居乐业的完整情形。”^〔16〕

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在我们看来，在我们前面描述过的这些转型期，采用正确的衡量标准，得到正确的叙事，似乎变得更加重要了。当然，作为经济和财政政策的指路灯，GDP和就业数据仍然很重要。但是“恩格斯停滞”也已经告诉我们，GDP增长未必会转化为个人情况的改善。为了理解个体经历、形成更准确的叙述，政府必须采用更宽泛的衡量标准，来评估不同政策是如何帮助人们度过转型期的。更宽泛的衡量标准需要包括转型的心理和社会成本，这样才能对人们和社区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产生更好的认识。

心理和社会成本包括好工作和不好的工作之间的平衡，人们是自愿加入临时性的劳动力大军，还是最后才不得已而为之。这些社会指标也可以用来衡量本地社区的诚信和活力。也就是说，政府需要以转型完成的质量和经济的最终规模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