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降低身体状况欠佳的风险

克莱夫担心自己长期的健康状况（生病的概率），尤其担心在生命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身体状况都会很不好。他知道，尽管自己很可能会比父亲活得更久，但是多出来的那些年不一定都是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对克莱夫来说，有个好消息是，一项对195个国家在1990—2015年的状况进行的研究表明：“自1990年以来，人们生病的时间在寿命中的比例相对稳定。”^〔6〕考虑到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健康的，这就意味着多出来的寿命中大部分时间也会是健康的。然而，虽然生病的时间在寿命中的比例没有上升，但是实际生病的年数还是会增加。不妨这样想：如果你的寿命有70%是健康的，那么预期寿命增加10年，就等于会增加健康的7年，但也还有身体状况欠佳的3年。

各国政府都必须把缩短生病时间视为头等大事^〔7〕，减少在临终时身体状况欠佳的年数。这对克莱夫这样的人来说很重要，在对付我们在图1.3见过的医疗成本急剧增加时也同样重要。这意味着要关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杰伊·奥尔尚斯基（Jay Olshansky）所谓的“红区”——生命最后在虚弱和疾病中度过的时间。^〔8〕

要做到这些，有一个办法是考虑年龄的可延展性——认识到人并不是以固定的方式衰老下去的。图1.3所示的医疗费用让人们忧虑陡增，即随着社会老龄化，医疗费用也必定会越来越高。但这就落入了转移焦点的所谓“红鲱鱼效应”^〔9〕，也就是说，把时序年龄当成健康状况的关键预测要素，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对健康状况来说真正重要的因素——生物学年龄上吸引开了。在我们看来，政府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改善老龄化进程上，从而减少老龄化社会对医疗支出和政府债务的影响。

怎么才能做到呢？从科技视角来看，明智之举是支持和资助老龄化研究，为投资者和企业（比如谷歌的生物科技公司Calico）正在进行的14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助一臂之力。正如奥尔尚斯基所说：“如果你能减慢衰老的生物学过程，哪怕只是慢下来一点点，也会给虚弱、残疾和死亡的几乎所有情形都带来改善。”^〔10〕老龄化研究也许会揭开衰老的生物学过程的面纱。

但就现在来说，最重要的影响是将医疗系统的重点从生了病才去干预治疗转向延长健康寿命的预防性措施，也就是“治未病”。这很有挑战，因为传统上医疗系统设计出来是为了治疗年轻人，对生病的年轻人采取干预措施，通常都是密集的卧床治疗。如果人口都很年轻，这样还说得通，但随着人口逐渐老龄化，疾病负担也转向了非传染性疾病，再这么做就非但昂贵，而且无效。我们需要的是从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Matt Hancock）所谓的全国医疗系统（National Hospital System）转变为全国卫生系统（National Health System）。也就是说，要让医疗服务准备朝帮助人们保持独立的方向发展，减缓并发症的发生，并帮助他们在发生并发症时从容应对，继续生活。也就是说，关注健康而不是疾病。

要实现这一变化，还需要改变年龄歧视的假设。有证据表明，在涉及预防性医疗时，老年人得到的医疗资源往往较少。然而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如果要控制老龄化的医疗成本，提供医疗资源时就应该不考虑年龄因素。拒绝为年老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反映的是我们没有认识到年龄的可延展性。医疗支出随年龄上涨的速度并不固定，可以通过在所有年龄段（也包括老年）进行干预来降低。

为了开发出更好的预防手段，技术才智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政府卫生系统中数据泛滥成灾，为算法提供了可以从中学习的适于训练的场地，也带来了更好的预测性的见解。与追踪个人健康状况的生物标记相结合，人们希望预防性医疗能针对具体的健康问题。人工智能提供了居家诊断，并与医生和医疗专家联系，这样对健康状况的频繁监控就变成了现实。

虽然科技进步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期望，但目前影响预防性医疗的最重要因素相当基本，不过其影响力并没有丝毫减弱。巴克老龄化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抗衰老专家埃里克·韦尔丁（Eric Verdin）说：“锻炼和营养很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应对老龄化的）最佳干预手段。”^〔11〕

政府已经开始在这方面介入，用税收来减少烟酒消费。现在，政府也开始注意到糖了。2011年，匈牙利成为第一个开征糖税的国家，很多国家紧随其后，包括法国、英国、沙特阿拉伯、泰国，还有最引人注目的墨西哥。据估计，该国70%的人口都过度肥胖。

鼓励国民保持健康、活力，必将在政府议题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个需求显而易见，因为约有三分之一的欧洲人缺乏足够的体育锻炼，而且据估计，因为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发病率提高了，每年的死亡人数中有10%归因于此。^〔12〕有些地方政府正在加快步伐，比如跟城市规划者合作，确保这些城市能吸引更多人步行和骑车，打造更多公共空间，增加其吸引力，并在城里修建更容易通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