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避免不平等

不平等加剧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这种情况似乎还会持续下去。以德国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工作者的受教育程度和他们因自动化而失业的风险之间呈很强的负相关关系。不需要职业技术培训的工作中有一多半都有70%或以上因自动化而失业的风险，而相比之下，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失业风险只有15%。^〔1〕资源最少、余地最小的人在自己的工作自动化时，最有可能经历不情不愿的转型。政府应该如何帮助埃丝特尔这样的人？

有一项政策越来越受关注，这就是全民基本收入（UBI）。包括美国、芬兰、肯尼亚、荷兰和瑞士在内的多国政府都小规模试行过这项政策。全民基本收入的形式是一笔固定金额，社会上所有人，无论年龄、贫富或是否就业，都会收到。也就是说，这是公民的收入，人们可以选择以任何方式消费，而且这笔金额设定在让人们不用工作就足以维持生活的水平。支持这项政策的人辩称，这是在应对“机器人启示录”时保证能维持一定生活水准的一种方式。这项政策可能也是比目前拼凑起来的规划更简单的一种体系，在实现全民覆盖时带来的不利因素较少。

对有些人来说，全民基本收入不只是为失业者提供保险的一种手段，也是解放人类的方法，使人类能专注于更有意义的事情。通过提供有保障的收入，可以帮助从所有人中解锁有创业才能的人，而不是只有那些有资源来承担风险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埃丝特尔终于可以专心培训，去获得美容师资格，并着手开办自己的美容院。从挣钱的需求中解放出来之后，社群也可以从更多志愿工作和投资中获益。也就是说，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可以带来更让人心满意足的工作状态。

批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人，关注焦点是人类行为的一些更消极的特征。他们担心面对有保障的收入，人们会如何回应——他们会不会变得什么工作都不想找，无论是有薪酬的还是无偿的？当然，如果全民基本收入用于一个技术已经夺走了全部工作岗位的世界中，那么有这些抑制因素也无所谓。但是在一个就业仍然存在的世界中，关键问题就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抑制效应是否比现行制度的抑制效应更大。

也有人担心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成本。因为这个政策是普惠性质的，所以会所费不赀，而且未必会专注于最需要的那些人。按照最基本的形式，全民基本收入取代了现有的所有社会保障计划（比如失业救济金、社会信贷、养老金和免税额），因此成本会跟这些财政上省下的钱抵消。这也就意味着，全民基本收入的总体成本取决于一国现行的福利政策针对性有多强。^〔2〕有些国家推行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估计会耗资巨大^〔3〕——英国需要花大概440亿英镑，法国大概是27亿欧元；而在另一些国家，可能还会节省资金，比如意大利大概410亿欧元，芬兰大概15亿欧元。

更迫在眉睫的挑战是，全民基本收入如何帮助那些正在经历就业转型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结果好坏参半。2019年，芬兰政府结束了一项为期两年、涉及2000名失业人员的试验。在结束时，参与者感到更健康、更自信、更轻松，也更欣赏基本收入政策没那么官僚主义也没那么咄咄逼人的特性。但在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上，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没有任何影响。跟其他社会保障计划相比，它既没有加强，也没有削弱人们找工作的动力。

无论实施哪种社会保障计划，最关键的都是既要支持人们度过转型期，又要增加创造新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这就需要为在任何时候失业的工作者提供培训和教育支持，同时如果工作者后来再就业，收入支持可以转换为工资补贴。在支持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时，重要的是政府应当认识到工作的概念越来越宽泛，新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也可以比正规就业更广泛一些。因此，如果是自主创业，社会保障也应该可以转换为创业补贴，而在失业人群中鼓励社群工作和社会创业精神也很重要。

政府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促进就业。教育和学习新技能无疑会在帮助人们更容易就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如果日渐增长的工作需求都集中在要求高技能的职业，那么对很多人来说肯定还是遥不可及。因此政府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支持那些可能不太容易实现自动化，仍然需要混合一些人类技能的中小型企业里的工作岗位。这就意味着政府的产业政策不能只专门扶持那些科技巨头，也必须支持那些小型企业。也就是说，帮助埃丝特尔开办美容院的政策也是在转型期间维持就业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