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范“不好的工作”

有可能受雇于临时工作的人会更多，这样创造的就业机会更不稳定，也更可能以合同工或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出现在零工经济中。这些工作可以很好：拉迪卡热爱自由职业者身份给她带来的自主和自由。但是对其他大部分签订零工时合同的人（或许也是对未来的拉迪卡）来说，缺乏确定性和企业支持会成为风险和压力的真正来源。这些新的工作岗位很多都不提供培训、养老金、假期和带薪病假。对于缺乏安全感、对未来还没做好准备的人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政府是否应该承担起这个义务，为临时性的工作人员提供税收激励，让他们自己交钱上养老金和医保，自己花钱去接受教育？还是说政府应该制定就业领域的法律，强制公司将义务拓展到更广泛的工作岗位上？在这个问题上，法院已经粉墨登场。2018年12月，有一起标志性裁决，英国一家法院对英国独立工人联盟（IWGB）的一起案子维持了原判。法院判决，优步将优步司机归类为独立合同工而非工人是非法的。这样归类的话，优步公司等于拒绝承认这些工作者的基本权利，比如最低工资保障和带薪假期。我们可以预计，这样的法律裁决接下来还会有更多。

在本书中，我们一直在阐述漫长的工作生涯中弹性工作的关键作用，人们努力平衡工作与其他承诺，比如孩子、年迈的父母、学习和充电之间的关系时，重视员工价值的公司会把工作中的弹性当成工作协议的一部分，但别的公司不会这么看。因此也会出现在议题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是否应该制定更普遍的“要求权”法规，比如陪产假和照顾父母等情形。

最后，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在衡量一份工作是好是坏时，科技并不起决定作用。我们认为，在工作者面临技术转型时，政府政策必须支持他们提高原技能，学习新技能。这会激励公司将技术投资用于提高人类技能的方向，而不是取代人类技能。相比之下，如果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而政府只是大幅减免资本投资的税额，只会鼓励公司用无效的人工智能来代替劳动力，不是因为人工智能在技术上更擅长，而是因为它更便宜。这种景象只会让服务对象感到沮丧，最后的就业情况也会很糟糕。

政府政策可以通过最低工资、工作场所安全法规以及类似的保护措施，影响新创造出来的“好”工作的数量。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的话来说就是：“人们经常指责这些措施扼杀了就业。但实际上，这些措施可以带来良性的增长循环，因为劳动力的最低成本会促使公司优化并升级生产过程，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继而提高劳动力需求。与此类似，通过确保产品市场保持竞争，政府可以防止公司收取垄断价格、赚取高额利润，而不去雇用更多工作人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