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由他安排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
1905年秋，李大钊进入卢龙县永平府中学读书，1907年夏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大学，1913年夏从该校毕业。1913年底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在日本期间，李大钊组织了“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6年春，李大钊担任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的编辑主任，负责编辑《民彝》杂志。同年5月，他从日本学成回国，先在北京《晨钟报》社担任编辑、总编辑等职，1917年1月又任《甲寅》日刊编辑。1917年底，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先后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再后又与陈独秀等一起创办《每周评论》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率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在北平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中共北平地委和1923年建立的中共北方区委的工作。大革命时期，他积极促成了国共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并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李大钊的著作有《守常文集》、《李大钊选集》等。
毛泽东最早知道李大钊的名字，是在1916年9月。当时李大钊担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毛泽东这时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9月的一天，他从一个同学那里借来一份《新青年》杂志，打开后立即被李大钊的《青春》一文所吸引，对文章的作者极为佩服。自此，毛泽东成了《新青年》杂志的忠实读者。1917年春，毛泽东还把自己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投寄给《新青年》编辑部，很快就发表在当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三卷二号上。
1918年秋，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毛泽东来到了北京。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得以在李大钊负责的北大图书馆谋得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馆长办公室内，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这次会面完全是事务性的，主要是李大钊给毛泽东交代工作任务。毛泽东被安排在报刊阅览室，专门登记前来看报人的名字；同时也在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里，帮李大钊整理报纸和杂志。当时，毛泽东的月薪是8块钱。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李大钊发现毛泽东才华横溢、颇有抱负，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在这期间，他介绍毛泽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通过这个团体，毛泽东认识了邓中夏、康白情等人。
毛泽东这时既然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动自然对他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讲。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半年多。1919年春，他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出国离开了北京，南下到上海。经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在上海拜会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袖陈独秀，随即回到了长沙。
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李大钊看到这个杂志后，十分重视，他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向全国的读者加以介绍和推荐：“能看到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令人非常高兴。”看到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至四期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后，李大钊在1919年12月28日的《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了题为《大联合》的短论，对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的主张极为赞同，他在文中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大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众大联合的基础。”
1919年12月，为争取全国各界对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支持，毛泽东作为湖南“驱张”请愿代表团团长和新民学会的代表第二次来到了北京。到北京后不久，他就到北京大学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的接待了他。毛泽东向李大钊介绍了湖南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的一些情况，李大钊则向毛泽东介绍了他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还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以及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等。关于这段经历，毛泽东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这样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的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3本书，即上面所述。
在这之后，毛泽东与李大钊的交往更多了。他们在一起探讨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的前途等问题，还打算组织进步知识青年赴俄勤工俭学。毛泽东在1920年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谈及此事：“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这桩事，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
1920年春，毛泽东与杨开慧一起扶杨昌济灵柩回湘。当年4月，毛泽东和彭璜等人发起成立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将他们的这一活动告诉了李大钊。李大钊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还主动承担该社在京的信用介绍，帮助该社解决开办之初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长沙文化书社则对李大钊及其编辑的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多有介绍，特别是对李大钊的《五月一日》一书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传播。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与李大钊都出席了大会。他们对于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即实行国共合作的问题看法一致，最后促使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1924年1月，他们都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1926年春，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托人给李大钊、陈毅等带信，请他们为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派学员。李大钊接信后，便与陈毅等在北京、天津的进步青年中选拔学员。毛泽东在任讲习所所长期间，还把李大钊撰写的《土地与农民》一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之中，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学习材料。
毛泽东对李大钊给予自己的帮助和影响一直铭记在心。1945年4月21日，他在《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对李大钊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1949年春，毛泽东刚到北京时，曾经颇有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还不错，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