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
曾考取过秀才，在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33年，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
谢觉哉（1884—1971），字焕南，湖南宁乡县肖家湾人。他从4岁时就开始读蒙馆，11岁读完了《诗经》、《书经》、《春秋》等经书。
在小金陀馆读书期间，谢觉哉结识了何叔衡、姜梦周等人，他们志向远大，兴趣相投，常在一起谈古论今，互相勉励，并结为好友。1905年，谢觉哉考取秀才，父亲非常高兴，决定大摆宴席，但谢觉哉认为秀才、举人是和土豪劣绅联系在一起的，容易使人变坏，最后毅然与封建势力决裂，当起了私塾先生，并开始学中医，后又到安化县培婴学校担任国文和历史教员。
1920年8月31日，谢觉哉来到长沙任《湖南通俗报》的主编，熊瑾玎任该报的经理，周世钊、邹蕴真任编辑。当时，报社的编辑班子除谢觉哉外，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
1920年9月，报馆召开第一次大会，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的毛泽东也参加了大会，他说：“报纸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干。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长谈空洞的大道理。”会后，在谢觉哉的房间里，毛泽东与他又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互为对方的才华和抱负所倾倒，相互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谢觉哉非常赞成毛泽东的办报主张，他结合实际斗争的需要，对《通俗报》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很大的改革。当时，湖南军阀赵恒惕利用“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以“地方自治”为名，来巩固军阀统治。对此，毛泽东主张：“不赞成采取笼统的反对态度，也不赞成消极的抵制态度，而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参加到‘自治’运动中去，利用矛盾进行斗争，启发民众，揭露统治者，尽可能地争取扩大民主因素。”谢觉哉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按照这样的思路，大力宣传真正的民权思想。
1921年元旦，经过周世钊、何叔衡、毛泽东的介绍，谢觉哉加入了新民学会。他赞同毛泽东等人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意见。1924年下半年，谢觉哉秘密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秘书长、代理党校校长，主要做国民党的宣传工作，编国民党的秘密党报。以后，他曾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主编，组织领导《上海报》，主编湘鄂西省委机关报《工农日报》等。
1933年5月，谢觉哉来到了江西瑞金。一到瑞金，他立刻前往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住地，要求分配工作。分别5年的老朋友重逢了。毛泽东穿着一身粗布制服和一双布鞋，面容瘦削，但眉宇间精神矍铄。见到谢觉哉，他深情地说：“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好吗？”他们热烈地交谈着，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到农村革命根据地，谢觉哉深为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所折服。毛泽东对谢觉哉说：“我这里正缺人，我们继续合作吧！”从此，谢觉哉在毛泽东对面的一间空屋子里住了下来，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当时的环境非常艰难，工作紧张，生活清苦，谢觉哉常常陪同毛泽东夜里办公，又困又饿。一天深夜，看着胡子花白的谢觉哉，毛泽东深情地问道：“谢胡子，你白天吃这点子粮食，够了吗？”谢觉哉回答说：“也够了。”毛泽东笑了：“我去弄个南瓜，你去找点柴草来，咱们煮南瓜吃。”他们分头弄来南瓜和柴草，兴致勃勃地在月光下煮南瓜吃，吃饱之后又接着办公。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谢觉哉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和内务部长，并兼任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在工作中，他处处为人民谋福利。一天，他发现沙洲坝村的老乡到瑞金河挑水的人络绎不绝，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不足10岁的儿童。由于路程远，行走艰难。他想：如果能在村中找到水源打水井，老乡就不用到远隔几里的河里挑水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开工的这一天，谢觉哉第一个开锄破土，毛泽东和贺子珍也来参加。很快，一口水井打成了，乡亲们再也不用远道取水了。为了世代铭记他们的恩情，1950年，当地群众在井边立了一块石碑：“吃水不忘挖井人。”
1934年9月，谢觉哉被批准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这个决议首先在高级干部中传达的时候，谢觉哉高兴极了，他说：“毛泽东同志回到中央的领导岗位，事情就好办了。”
1939年2月，谢觉哉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他发动大家开荒种地，养鸡养猪，创办中山合作社，建造礼堂。在大礼堂落成时，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实事求是”的大幅匾额。
1941年至1942年，在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下，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困难。谢觉哉致力于边区经济的改善，为毛泽东出谋划策，仅1941年夏季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就给毛泽东写了数万言的书信，提出他的发展边区生产、增加财政收入的建议。毛泽东也经常用书信和面谈的方式，征求谢觉哉和林伯渠等人的看法，“就正于你及林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当时，针对边区工作中的问题和干部的思想状况，谢觉哉写了大量的杂文，发表在《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上。《解放日报》专栏还发表了他的杂文《一得集》，深受毛泽东的好评：“我对一得书感到兴趣，是有益的。”
繁忙、劳累的工作，加上恶劣的生活条件，谢觉哉终于积劳成疾。1942年元旦，党中央决定让他搬到枣园休养。毛泽东对谢觉哉的健康非常关心，9月，他写信给谢觉哉：“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整，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谢觉哉被任命为政务院委员、内务部部长。他所抓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发动群众，战胜灾荒。他曾深入山东、河南等省的灾区视察，协同当地政府安置和救济灾民。他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长信，反映陕北根据地人民的负担问题，要求中央研究减轻陕北人民的负担。
1959年4月27日，谢觉哉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要求恢复法院的正常审判制度，并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一定要看案卷，还多次纠正错判的案件。
1963年，由于劳累过度，谢觉哉病倒了，左侧大脑血管栓塞，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毛泽东知道谢觉哉病了，托人捎话，请他好好养病。
“文化大革命”时期，谢觉哉受到冲击，他的许多老战友被诬蔑为“叛徒”、“特务”，先后挨批斗、被抄家，谢觉哉非常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你们不要相信，哪里会有那么多叛徒、特务？如果共产党里头有那么多坏人，怎么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怎么能把国民党打败，建立新中国？”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溘然长逝，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