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升
他和毛泽东相识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于湖南第一师范，他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最亲密的伙伴之一。由于思想观念的分歧，他们逐渐由亲密转向疏远……
萧子升（1894—1976），又名瑜，字旭东，湖南湘乡县萧家冲人。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因毛泽东也到该校上学，故而结识毛泽东，并很快成为好友。
1911年，萧子升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5年秋毕业后任教于长沙楚怡小学。是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1919年1月，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先后当过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指导委员、中法大学教授、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民报》中文版主编、国立北平大学校务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以及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次长等职。1934年赴法国、瑞士等国。“二战”后，他随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并在该组织驻伦敦和巴黎总办事处任亚洲新闻组组长，曾来往于法国、瑞士之间，主持李石曾、雷托在日内瓦创办的中国国际图书馆。1952年从瑞典迁往南美乌拉圭，继续担任联合国同志会、全球联合协会副会长，他还借乌拉圭法科大学校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授中文、中国画、历史、哲学等课程，倡办中国文化之宫，直到1976年11月21日在乌拉圭去世。
毛泽东和萧子升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1910年相识到1919年1月，是他们关系最亲密的时期；从1919年到1921年，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他们逐渐由亲密转向疏远；从1922年到1976年，是他们的分裂时期。
毛泽东和萧子升相识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是废科举制以后办的一所新式学校，教授经书、自然科学、英文、音乐等课程。学生多是富家子弟，而且，一般不招收外县学生。1910年，毛泽东以其外祖父家的籍贯进入该校学习。由于他常穿一身旧衣衫，加上外乡口音，颇受学校一些富家子弟的嘲讽和冷遇。但毛泽东对此并不在乎，他埋头苦读，广泛涉猎中外历史、地理等书籍以及《新民丛报》等进步报刊。毛泽东的才华很快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同，萧子升、萧三兄弟和他志趣相投，很快就结成好友。
1911年，两人都到长沙学习，毛泽东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萧子升则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直到1915年秋毕业。1913年，毛泽东也考入“一师”，他们又同学了2年多，两人在治学、品行修养等方面，坦诚相见，取长补短，来往更加密切，友谊也愈加深厚。
不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还常给萧子升写信，告诉他自己的所思所想。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谈到求友的迫切心情：“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又致信萧子升，诉说因汤芗铭军队骚扰不能回家探母的心情：“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感伤！”
这年6月至7月，在往返于韶山与长沙之间时，毛泽东多次给萧子升写信，谈论对湖南局势的看法，告以途中所见陆荣廷的桂军和讨袁的护国军扰民的情形。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7月至1916年7月，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信达11封之多，这在当时毛泽东的朋友中是绝无仅有的。
1917年暑期，毛泽东邀约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做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餬口，形同乞丐）。他们没带分文，历时1个多月，步行900多华里，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阶层人士，查阅了各县县志和一些佛经，了解到许多民情、风俗和社会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写了许多笔记。
在安化，他们还和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对诗。夏的上联是：“绿杨之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萧子升商量后，当即对上：“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都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毛泽东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
萧子升后来曾写过一本《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的英文书，1989年昆仑出版社曾出了该书的中文版本，改名为《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做伴，我们走过5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
萧子升还和毛泽东一起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据他回忆：“1914年间，在不分昼夜的讨论中，萧与毛计划创办新民学会——新型的人民学习团体。”毛泽东、邹彝鼎起草了新民学会的章程，并定名为“新学会”，萧子升则主张为“新民会”，后来将他们的意见合而为一，定名为“新民学会”。萧子升当时聪明好学，成绩优良，能写诗赋，会做文章，与毛泽东志趣相投。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时，他被选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
毛泽东和萧子升还积极地倡导、推动、组织和领导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1918年8月，毛泽东、萧子升率20余名湖南青年从长沙前往北京，到北京后，他们和蔡和森一起筹集经费，起草勤工俭学计划，办理出国手续，协助华法教育会组织开办和增设留法预备班。与此同时，萧子升还接受了蔡元培和李石曾的邀请，担任华法教育会秘书，从而为新民学会会员出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1919年1月，萧子升赴法。从1919年始到1920年底，湖南赴法的人数达500名之多，这与毛泽东、萧子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后，和毛泽东依然保持着联系，而毛泽东则成为国内新民学会的实际负责人，主持学会的全部工作。后来，毛泽东把国内外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汇辑成册，刊印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共3集，其中收集了毛泽东和萧子升的来往信件3封。从这些信件的内容来看，他们之间的分歧已越来越明显。
但是，毛泽东和萧子升仍然十分珍惜他们之间的这段友谊。据萧子升回忆：1921年3月至7月，围绕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他们经常坦诚相见，甚至彻夜长谈，都希望曾经的好友能够接受自己的观点和自己选择的道路，但每每难以继续下去，以至谈崩，谁也说服不了谁。而每每此时，他们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
1921年底，萧子升再赴法国。1924年回国后，在北京担任国民党执行部机关报《民报》中文版主编。而毛泽东也因为国共合作的关系，担任上海执行部秘书、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虽然不曾见面，但是他们仍保持着通信联系，直至国共合作破裂。
1976年11月21日，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终年83岁。他留下遗嘱：“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可能，运回湖南祖坟处与原配康宁夫人遗骨同葬一处。”可见，虽然与共产党有着政见的不同，但萧子升至死仍思念着祖国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