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博
新民学会会员，参加“驱张运动”和文化书社，曾与毛泽东一道从理论和行动上为湖南建党作准备工作。
陈子博（1892—1924），湖南省湘乡县人。其父陈六佳，思想比较开明，又愤世嫉俗，为人刚直公正，在乡闾颇有声望。
陈子博6岁时，就读于本地私塾，1916年到长沙读书，五四运动前夕考入长郡联立中学。这时，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他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并且认识了毛泽东。1918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创立了新民学会。在毛泽东的指引下，1919年底，陈子博与郭亮、谢觉哉、蔡畅一起加入了新民学会。他们热烈追求新思想，勇于为拯救祖国、改造旧世界而献身。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支持下，创办了《湘江评论》，陈子博积极为该刊撰文。当时，军阀张敬尧及其附庸文人，极尽诬蔑十月革命之能事，称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称布尔什维克党为“过激党”。对于这些恶意的攻击，陈子博满怀激愤，特意撰文《哪一个是过激？》，说那些叫喊“湖南不得了，过激党来了”的人，并不能回答“什么是过激党”、“过激党的主义若何？过激党的人物怎样”这样一些问题，他们“大半是惊风震雨”、“捕风捉影”，“湖南倘然来了过激党，恐怕就是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的招惹”。他在文中警告那些跟着军阀及其帮凶文人叫喊的盲人们，“要洗洗眼睛，缩缩脑袋”。《湘江评论》及陈子博的文章，有力地驳斥了反对派的谬论，增加了人们的信心和勇气，深得毛泽东的赞许，但却被张敬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20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陈子博积极协助，他成为早期的团员之一，还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非宗教运动委员长。
这一时期，陈子博还积极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并筹建文化书社。在文化书社工作期间，他常将《劳动界》等新出版物送到工厂、街道上去卖，并继续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4月，他写了《读女界联合会自治根本法意见的一点意见》，提出妇女解放必须以经济上的独立为基础，“女子须有承受父母遗业权和管财权”。这样的思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而且在进步青年中影响很大。
1921年初，新民学会开会3天，讨论学会的宗旨、目的、方法以及如何着手的问题。毛泽东将当时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概括为五种：社会政策（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即罗素的假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何叔衡、毛泽东先后发言主张马克思主义，陈子博坚定地支持：“现社会为万恶的，改良两字和缓，不能收效，宜采激进态度。”他说：“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要“到劳动界多发小册子，语言无妨激烈一点”。他们是当时新民学会在国内的会员中最早一批赞同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此后，陈子博还成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最初成员之一。他主张“组党（要）分都市、乡村两方面”进行，改造中国的动力是城市的工人阶级和乡村的广大农民两种力量的结合，由党去领导他们奋斗。1921年10月，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为书记，陈子博、何叔衡、易礼容为委员。支部成立后，陈子博积极在进步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成为支部的得力骨干。易礼容后来回忆说：陈子博当时和毛泽东最接近，也是与毛泽东最要好的一个人。
1922年1月17日，军阀赵恒惕公然杀害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消息传来，舆论大哗，陈子博更是义愤填膺。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陈子博联合各界在船山学社举行了两次追悼大会。不久，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因组织反对赵恒惕运动而离开湖南，由陈子博代理团的书记一职。1922年3月8日，他在给团中央的信中写道：“CY全国大会，此间须待泽东来信，方能决定进行办法，容后报告。”
1922年5月，陈子博和易礼容代表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黄爱、庞人铨被害后，湖南工人运动高涨。陈子博深入缝纫、织造、笔业工人中创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还担任这些工会的秘书。1922年8月11日，在陈子博的组织下，长沙织造业工人、缝纫工人和全体理发工人，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而举行罢工。9月，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对织造工罢工的杂感》，揭露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抨击长沙县知事放任资本家“陷一千五百工人于绝境”的罪恶行径。毛泽东称赞这篇文章不亚于子弹。
湖南工人运动日益高涨，而赵恒惕日益反动，陈子博决定为民除害。一天，他只身手拿两枚炸弹，躲在一家茶楼里，当赵恒惕坐包车经过时，他立刻向包车投弹，但没有击中。赵当即命令全城戒严，大肆搜捕。陈子博躲藏在一民家的粪池内，躲过了搜查。但却因此中毒，全身溃烂。由于时局紧张，他无法在长沙就医，只得回家调养。但是回家后，病情加重，于1924年1月23日不幸逝世。
噩耗传来，同人悲痛不已。文化书社于3月15日在长沙举行了3天追悼会。毛泽东则借用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写了挽联，表达对亡友的深切哀悼。这份挽联写在两块一米长的白绢上。1950年，其家人上交给政府文物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