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
当年积极响应“二十八划生”的征友启事，与毛泽东结成好友。后来，他淡出政治，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1915年夏秋之间，长沙的数所学校门前出现了一则以“二十八划生”为名的征友启事：“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二十八划生”，是毛泽东的化名，因为繁体的“毛泽东”三字正好是二十八划。当时的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一师”已经两年，他成绩优良，以天下为己任，求友之心甚迫切，于是出此求友之法。
不久，毛泽东就收到了数封回信，其中一封署名为“纵宇一郎”，文辞特有风度，署名不凡，毛泽东很高兴，当即写信约见这位“纵宇一郎”。所谓“纵宇一郎”，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长郡第一联合中学高班学生罗章龙。他是一位品学兼优、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力求上进的年轻人。
毛泽东和罗章龙约定某个星期日会面。对于未曾会面的征友人，罗章龙心中有一丝不安，他特邀同乡陈圣皋一同前往。这天，雨后初晴，风和日丽，罗章龙来到了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在走廊里，罗章龙一眼就看见一位身材魁梧的少年，他正是毛泽东。随后，陈圣皋到阅览室看书，毛泽东和罗章龙则在一处僻静的长石条上，比肩而坐，促膝谈心。两位少年，第一次见面，便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他们从屈原谈到诗词，从宇宙缘起谈到人生曲折，不知不觉已经近3个小时了。临分手时，毛泽东脱口而出：“愿结管鲍之谊。”春秋时，管仲和鲍叔牙结为莫逆之交，遂有管鲍佳话，千古流传。毛泽东一向不流俗，择友甚严，一句愿结管鲍之谊，表白了他对罗章龙的看法，道出了心底的呼声。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所结管鲍之谊者，仅罗章龙一人而已。
自定王台一见，毛泽东和罗章龙友谊日深，每逢周末，他们常一起出游。最令他们难忘的一次，要算1915年冬天的岳麓之行了。那天，毛泽东邀请罗章龙共攀岳麓，罗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当时正值大雪封山，两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踏雪而行。罗章龙远远地走在了前面，从树丛间隙看见毛泽东还在艰难地向上攀登，尽管累，毛泽东一点也不准备放弃，罗章龙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此后，与毛泽东、罗章龙交往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1918年4月，他们成立了新民学会，在发起人和首批会员中，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何叔衡等人都是“一师”学生，只有罗章龙是外校学生。
新民学会成立后，决定派罗章龙等三人作为先行者，到日本去寻求报国之路。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的主持人，对于罗章龙寄予厚望，一连几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心头似有万语千言。后来到码头送行时，他将一首七言古风送到了罗章龙的手中：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长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灈舰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送纵宇一郎东行》
毛泽东的诗词大义凛然，视野开阔，认为罗章龙到日本是探索身国大事中的一条捷径。他深信纵宇一郎绝非等闲之辈，一定能够不辱使命。
罗章龙受新民学会的重托，在上海正整装待发，但听说日本发生迫害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事件，留日学生纷纷罢课并回国请愿。得知这样的情况后，罗章龙即刻改变行程，回到湖南，还带回了《新青年》杂志，让大家了解到了北京学界正在酝酿的新思潮和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等，促成了新民学会以后的北上和赴法。
不久，毛泽东、罗章龙等10多名新民学会会员来到了北京。后来，罗章龙考取了北京大学，毛泽东则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他们都参加了北大的许多学术活动以及青年活动，还参与建立了新闻学会、哲学会等学术团体。
新民学会后期，除蔡和森等人在巴黎外，国内则有南北两大阵地：毛泽东留守湖南，罗章龙北征京师，他们商定以3年为期，天南海北共谋改造中国之路。在毛泽东从一介书生到职业革命家的早年生涯中，罗章龙与他或左右并肩携手，或南北遥相呼应，身影始终与之并驾齐驱。二人的舞台都演绎得有声有色。
在北大，罗章龙组织了一个以湖南学生为中坚的小组。五四运动的当天，罗章龙攀梯子入墙，直接参与点燃了赵家楼的一把火；毛泽东则发起“驱张运动”，并率“驱张”代表团来京请愿。他和罗章龙一起发起组织“湖南旅京学生联合会”，南北响应，声威大振。据说，毛泽东当年首次读到的《共产党宣言》，就是由罗章龙翻译的。罗章龙参与组建了北京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则创建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一大”后，两人分别主持了北方和湖南地区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罗章龙直接领导了1921年的陇海铁路大罢工、1923年的开滦五矿罢工以及著名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成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而在长沙、安源等地，也有毛泽东领导工人运动的身影。毛泽东1925年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而罗章龙则主持几乎同时开办的工人运动讲习所。他们相互呼应，建树相当。
中共“三大”后，中央设在上海闸北火车站附近三曾里的一处二层楼里，毛泽东、杨开慧、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都住在这里，对外说是一家人，实际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都多次出入此“三户楼”。
毛泽东和罗章龙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来往于三户楼和执行部之间。三户楼的日子，不仅是他们政治生涯里辉煌的一页，更留下了他们情往神交的美好记忆。毛泽东和罗章龙作为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物的核心，运筹帷幄，调兵遣将。
1927年7月～8月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之中，他们回到了湖南，力图开辟一片新的局面。罗章龙坐镇长沙，负责湖南省委，组织市内和邻郊的工农武装；毛泽东在湘赣边界调动主力部队，里应外合发动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罗章龙则返回上海，重组全国工人运动领导班子。谁也不曾料到，这对挚友，战乱中匆匆一别，竟然从此没有再见面。
后来，罗章龙结束了他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政治生涯，淡出政治，隐姓埋名，化名罗仲言，进入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关心罗章龙，并通过湖南省委负责人询问过罗章龙的近况。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罗章龙去了湖北，毛泽东几次经过武汉，都曾向当地负责人谈起过罗章龙。有一次，他还认真地对当地负责人说：要为罗章龙盖楼度晚年。而罗章龙，虽然很想与毛泽东联系，但是他不愿意因此给毛泽东增添麻烦，所以始终把他们之间的管鲍之情深埋于心，多年来守口如瓶，从不向外人提起。他周围的许多老师、学生，都不知道眼前的罗仲言教授，就是当年风云一时的罗章龙。
罗章龙在高校里，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他曾把自己关于国民经济原理的著述印本送给了毛泽东审阅。有一次，罗章龙讲学经过北京，毛泽东知道后，让杨尚昆将自己的文集送给罗章龙，作为回报。罗非常感动，曾写《寄远》诗一首，遥赠毛泽东：
汝我忘年友，结交争上游。
同心若金石，攻错赋同仇。
湘北齐征战，春申赠吴沟。
群星半陨落，一半卧沧州。
之后，双方再无具体交往。忘形之交淡而无痕，管鲍之情弦而无音，直至1976年，毛泽东撒手人寰，罗章龙悲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