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被毛泽东称做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的普列汉诺夫”，在思想方面曾给毛泽东以相当大的影响……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陈独秀少时痛恨八股文，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1901年，他自费进入日本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学习，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二卷一号易名《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是领导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在当时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倡导实行白话文著称。1917年初应蔡元培的邀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与中共建党时期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被毛泽东称作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的普列汉诺夫”。1920年8月，他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从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陈独秀学识渊博，旧学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懂日、英、法3种文字，在诗词、文赋、书法等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在思想方面曾给毛泽东以相当大的影响，是毛泽东共产主义思想的引路人。在这方面，他堪称毛泽东的老师。
毛泽东最早知道陈独秀的名字是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期。当时他经常阅读陈独秀等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对陈独秀的文章特别推崇。他还把自己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寄给《新青年》编辑部，经杨昌济推荐给陈独秀，发表在1917年4月1日的《新青年》三卷二号上。由于《新青年》的熏陶，毛泽东认识到用革命的手段去从根本上对中国进行改造，以及组织一个比较严密的团体的必要性。于是，他和蔡和森等一道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陈独秀十分崇拜。他后来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曾这样说：“这个社团（新民学会），多多少少都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18年秋，为组织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毛泽东来到了北京。经杨昌济介绍，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一份工作，并经常去旁听陈独秀等知名学者的课。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毛泽东积极参加了北大的各种学术团体。1918年11月15日，他还到中央公园听取陈独秀的演讲。通过这些学术活动，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师生关系。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半年多。1919年春，他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出国离开了北京，南下到上海。经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在上海拜会了陈独秀，聆听了他关于社会改造的教诲。随即毛泽东回到了长沙，并于1919年7月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当他得知陈独秀于6月11日在北京被反动当局逮捕的消息后，立刻在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对陈独秀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大加褒扬，称他是“思想界的明星”，呼吁社会各界积极营救陈独秀。经过各方的努力，陈独秀在当年9月16日被释放出狱。
1919年12月，为争取全国各界对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支持，毛泽东作为湖南“驱张”请愿团团长和新民学会的代表，第二次来到北京。在京期间，他又去拜访了陈独秀。他们就工读互助团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陈独秀表示完全支持这一活动。1920年2月，陈独秀到了上海之后，立即与毛泽东、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3月5日，陈独秀与毛泽东等联名在《申报》刊登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
这年4月1日，毛泽东、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发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在这之后，为了与新民学会会员商讨湖南建设问题和给即将从上海启程的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毛泽东于5月5日赶到上海。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就“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了陈独秀的意见，陈独秀纠正了其中的某些无政府主义观点。他们还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陈独秀将自己的建党计划也告诉了毛泽东。这次上海之行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曾这样回忆道：“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7月7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湖南后，应聘担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在此期间，他开始着手在湖南筹备成立党组织的事宜。为了进行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首先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陈独秀非常支持文化书社的活动，他还为该书社向亚东图书馆作了300元营业额的担保。文化书社社址，后来事实上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
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陈独秀一开始就把长沙列入了自己的建党计划，他于11月间写信给毛泽东，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开展组织活动。他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告知毛泽东，还给他寄去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11月左右，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到长沙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后因故未能成行。大约在当年11月末，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毛泽东在不久写给蔡和森的信中通报了建党情况：“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
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未能与会。不过，最后大家还是一致推选他为中央总书记。
返回湖南后，毛泽东积极进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到1922年党的“二大”召开时，全国121名党员中，湖南就占了⅓，湖南的工人运动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为此，陈独秀多次表扬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作。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在大会的报告中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陈独秀均当选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会后，毛泽东曾和陈独秀、李大钊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在此期间，毛泽东和陈独秀的关系比较密切，两人尚无思想分歧。
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的分歧始于1925年底，主要是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不同。毛泽东在对湖南农村作了大量的考察之后，提出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等重要观点。但是，陈独秀在这些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他过分夸大了农民落后的一面，甚至跟着国民党右派一道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还拒绝在党报上刊登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以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他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遭到了批判，他被解除了党的领导职务。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评。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与陈独秀各奔东西，一个上了井冈山，一个到了上海，自此再也没有见过面。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8月出狱。1942年5月27日，病故于四川江津。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对陈独秀予以了高度评价：“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