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民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和毛泽东在20年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彭泽民（1877—1956），广东新会人。年轻时期的彭泽民为生计所迫，当过苦工，侨居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曾经举办“中和讲堂”，讲授民主革命思想，彭泽民经常去听，他日益倾向于革命，并追随孙中山，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担任同盟会吉隆坡分会的主要负责人。
1926年，中国国内国民党右派分子破坏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恶劣风气愈演愈烈，彭泽民的心情一时之间陷入低谷。恰在此时，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吴玉章、董必武、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谭平山等人，与他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政见一致，坦诚相见。
这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泽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海外部部长。而当时的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还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这一时期，彭泽民与毛泽东个人交往比较密切。彭泽民领导创办了华侨运动讲习所，在办学方向和招生条件上，都模仿了毛泽东举办农讲所的经验。
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彭泽民当选为中央执委、海外部部长、国民政府委员。他和宋庆龄、邓演达等人，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会后，委员们合影时，他心情十分愉快地和毛泽东并排站在一起。以后，他虽然长期辗转流离，但却始终珍藏着这张照片。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北京，特地把这张照片赠送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四·一二”政变以后，彭泽民坚决反对蒋介石，参加了毛泽东、恽代英、邓演达等40人联名的讨蒋通电，愤怒斥责汪精卫的背叛行为。最后，他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被迫流亡香港。
1935年，日寇的侵略气焰愈发嚣张，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流亡香港的彭泽民心急如焚。11月10日，他和张伯钧在香港组织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第二次代表会议，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决定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在会上，彭泽民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蔡元培，指出“当民族危亡之倾，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期望包括彭泽民在内的几十名民主人士呼吁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对外退让的政策。
彭泽民在香港率先响应。1937年6月15日，他发表《告全国各界领袖书》，呼吁各政治党派平等合作，共赴国难。他还积极致力于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创办《抗战华侨》，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号召华侨和港澳同胞捐款捐物，支援新四军。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号召成为彭泽民奋斗的旗帜，他总是积极地言行一致地按照毛泽东的呼吁去行动，他们之间的信赖、友谊，促进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
在解放战争时期，彭泽民经常深夜奋笔疾书。据不完全统计，他通过香港《华商报》公开发表的专论、宣言、声明等有38篇之多，揭露国民党反共内战的罪恶行径，成为毛泽东所提倡的“不但坐言，而且起行”的言行一致、心口如一的革命者。
1948年，当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专程向他传达毛泽东邀请他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的消息时，他毅然放弃了安逸的家庭生活和个人名誉，冲破美国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乘船回到了祖国。
1949年1月15日，他和张伯钧等代表农工民主党领袖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声明》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要求，实行中国永久和平的惟一的办法”。22日，彭泽民又与到达解放区的55名民主人士联名发文，表示拥护《声明》，并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还向海外的华侨极力夸赞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伟大及英明，号召他们回国参加祖国的生产和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彭泽民在人民政府中担任多种职务，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委员会常委、首都归国华侨联谊会主席、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农工民主党北京市主任委员、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医研究院院长等。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此外，他的大部分休息时间都用在义务诊治国家机关干部、解放军伤病员或者邻里街坊身上了。70岁高龄的彭泽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毛泽东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期。
1950年夏，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洪灾。受毛泽东委派，彭泽民担任中央慰问团团长，率团赴豫皖灾区慰问。回京后，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详细汇报了灾情和救灾的情况，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很快发出指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1951年夏，根治淮河的第一期工程胜利完成。
1951年五一节，彭泽民全家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赏节日烟火，并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伸出强有力的手，同彭泽民夫妇以及他们的6个子女一一握手、问好，逐个询问孩子们的名字，并且饶有兴趣地问他们“长大了干什么”。孩子们刚从香港回大陆不久，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兴高采烈地抢着回答：“要做劳动模范”、“要当人民解放军”、“要争取做共产党员”……毛泽东高兴地拍拍孩子们的肩膀，抚摩着他们的头。这一幸福的时刻成为彭泽民全家的温馨回忆。
1952年7月，彭泽民代表毛泽东率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赴东北、内蒙古慰问少数民族。这是一个令他特别自豪和荣幸的任务：他深入到林海鄂伦春族、朝鲜族等民族村寨和内蒙古草原的蒙古包，送去政府和毛泽东的深切关怀；又带回了少数民族同胞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无限敬仰、爱戴之情。
彭泽民在香港时就是著名的中医，他实践经验丰富，尤其精于张仲景的医学理论。毛泽东指示他要注意从事中西医学术交流工作，彭泽民积极响应。1953年11月，他参与筹组的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举行了成立大会。1954年9月，他在和毛泽东商谈改进和发展中国医学问题时指出：“中国医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有着丰富的内容，如果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和整理，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今天中国医药人才还很缺乏，团结广大中医的问题更显得重要。”毛泽东十分赞同彭泽民的见解。
1956年10月18日，彭泽民病危。临终前，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可惜信未写完，他就告别了人世，留下了一份无法挽回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