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咏春

他是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和级主任。在他和其他老师的帮助下，毛泽东得以走出乡关，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1910年秋，毛泽东报考了离家50多里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在参加入学考试时，他以一篇出色的作文《言志》赢得了主考老师谭咏春的赞赏。但是在决定是否录取毛泽东的问题上，该校老师中有不同意见。有人以毛泽东不是湘乡人为由，不同意录取。经谭咏春和校长李元甫据理力争，终于使毛泽东取得了入学资格。谭咏春批阅过毛泽东的作文试卷，十分欣赏毛泽东的才华，他请求学校把毛泽东安排进自己担任级主任的第戊班。

东山学堂是一所新式学校，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除经学外，还开设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以及进行道德品行教育的修身课；各个班级实行“级主任制”，由国文教师担任主任，全权负责学生的学习、生活、操行和其他班务活动。

谭咏春对毛泽东的学习和生活极为关心，他让自己的儿子谭世瑛搬到学生宿舍，和毛泽东“搭铺”。由于该校的大多数同学都是衣着考究的小绅士，他们瞧不起毛泽东这位衣着寒酸的“新来的乡巴佬”，而谭世瑛却成了毛泽东要好的朋友。他们一家给予了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据谭世瑛回忆，1910年冬毛泽东曾身患感冒，并因高烧引发肺炎，几天水米未进，病情十分危急。谭咏春赶忙把毛泽东送进湘乡县城的一家教会医院进行诊治，使他转危为安。此后，谭咏春父子还把毛泽东接到自己家中，对他进行精心照料，使毛泽东很快恢复了健康。

毛泽东到东山学堂后，充分利用那里的良好学习条件刻苦读书，进步很快，特别是他的文笔更是出类拔萃。谭咏春常拿他的作文作范文在班上宣读，并让同学们向他学习。东山学校现在还保留有毛泽东当年的一些作文，比如《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这些文章都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又能紧扣时代脉搏，做到有感而发，大都写得立意高远，气势非凡。毛泽东当时也因擅长写作被同学们誉为“文章魁首”。

当时，毛泽东并不把学习局限在课堂内，他经常从别处借阅书籍。有一次，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两种书刊，其中有几本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对《新民丛报》中的文章颇感新鲜，还把康有为、梁启超的有些文章背诵下来。通过这些报刊，毛泽东了解了康梁的维新思想。他对康梁非常崇拜，对于他们的文体也加以模仿。

当时东山学堂的一些保守的老师认为，康梁的书是“为洋鬼子说话的”，不让学生看，对于模仿“康梁体”写作的文章更是大加贬斥。比如对于毛泽东用“康梁体”写的《救国图存论》一文，有位老师刚开始只给了20分。谭咏春读了该文后极为赞赏，他破例给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打了105分。他还向校长建议在课堂上讲授康梁的文章，让学生们学习“康梁体”的笔法。此后，东山学堂的文风更加活跃起来，毛泽东的许多文章都被批上“传观”二字，张贴在“揭示栏”上，成为其他学生学习的楷模。

谭咏春还结合课堂教学，向学生们介绍康梁的政治主张，培养学生关心天下大事，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在谭咏春的引导下，毛泽东注意阅读各种报刊杂志，尽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主动把自己的学习和挽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子任”的名字。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了半年书后，谭咏春见他成绩优异又胸怀大志，为了他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和校长李元甫及另一位老师贺岚岗商量送他到湘乡驻省中学学习。一天，他向毛泽东谈了上述打算，毛泽东一方面同意老师们的计划，另一方面又谈了自己的一些顾虑（长沙没熟人怕进不了中学，另外家里无钱供自己等）。谭咏春对毛泽东说：“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吃公费。”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连声向老师道谢。

1911年春，在谭咏春、李元甫、贺岚岗等老师的帮助下，毛泽东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深造，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托人多方打听谭咏春的下落，得知谭先生已经去世，十分惋惜。1950年5月，谭咏春的儿子谭世瑛给毛泽东写信，告知自己的生活情况。毛泽东于8月31日给他回信，对其生活困难情形表示同情，并寄去300万元（旧币）钱，以示周济。

1955年5月初，谭世瑛到汉口找谭政大将求治眼病未遇，便从汉口到北京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得知谭世瑛到了北京，派人把他接进中南海。老同学久别重逢，毛泽东十分高兴。在谈到自己在东山学堂的读书经历时，他对谭世瑛说：“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在当时，他们能够这样关心一个学生，真是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