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

杨昌济

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读书时的修身课老师,也是对毛泽东一生影响最为直接、关系最为紧密的老师。

杨昌济(1871—1920),近代教育家,字华生,名怀中,湖南长沙人。杨开慧之父。因世居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所以又被人称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杨昌济出身读书世家,7岁进馆发蒙,自幼熟读经书,尤喜程朱理学。1889年,他参加长沙县试,考中秀才。1890年参加举人考试不中,自此开始在乡间教书授徒。1898年他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该会的通讯会友。另外,他还参加了梁启超等在湖南成立的“不缠足会”。

1903年农历2月初,杨昌济赴日本留学,行前他更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邦,仍心怀中华。到日本后,他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开始时学的是速成师范科,后转入普通科。1906年杨昌济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1909年春又到英国继续深造,就读于苏格兰勒伯丁大学哲学系。1912年夏他从该校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接着又到德国、瑞士等国进行短期考察旅游,随后回到国内。当时湖南督军谭延闿想拉他当湖南教育司司长,他推辞不就。后来他又几次谢绝了做官的机会,一心从事教育工作。

杨昌济曾写过一副对联,抒发了自己的志趣:“自闭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1913年~1918年期间,他先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湖南第一师范、湖南商业专科学校、湖南一中等处任教,所教课程有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和国际商法等。1918年,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到北大任伦理学教授。

杨昌济归国之初,应聘到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执教,毛泽东此时刚考入该校。一年后湖南四师并入湖南“一师”,杨昌济到“一师”担任修身教师,毛泽东也转入“一师”读书。在此期间,他们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师生情谊。杨昌济在学识、为人等方面都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毛泽东后来多次对人说:“我在湖南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他称赞杨昌济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弘通广大,最为佩服”。

在湖南“一师”教书期间,杨昌济对毛泽东极为欣赏。在他1915年4月的日记中,对毛泽东的出身、经历曾作过一段详尽的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言语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在湖南第一师范当时的老师中,杨昌济的口才并不算很好,但他博学多才、注重实际,所授的课深受毛泽东等学生们的欢迎。现在保留有一本毛泽东当年的课堂笔记《讲堂录》,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杨昌济讲修身课时的记录和毛泽东自己的心得体会。另外还有一本毛泽东当年阅读过的《伦理学原理》,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由蔡元培翻译,是杨昌济当时讲授伦理学的教材。毛泽东在这本书上做了很多记号和10000多字的批语,内容涉及道德、人生、历史、宇宙等方面。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毛泽东写成了《心之力》一文,很得杨昌济的赞赏。关于这段经历,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的谈话中曾这样回忆道:“我在杨昌济的影响和帮助下,读了《伦理学原理》,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另外,杨昌济还比较注重对毛泽东等学生进行课余指导。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毛泽东与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同学一道组织了一个课外哲学学习小组。从1914年冬开始,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毛泽东等总要到他家里来,一起讨论有关读书和哲学问题。毛泽东等在1918年春组织的新民学会,也是杨昌济影响的结果之一。《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曾明确指出:该会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杨昌济在长沙时,他的寓所的门上挂着一块一尺来长、三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3个大字。不论他搬到哪个地方住,这块铜牌都跟着挂在那里。总有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寻迹而来,登门求教。毛泽东就是杨昌济家的常客之一。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智曾有一段关于毛泽东到杨昌济家请教的回忆:“1916年暑假,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一百二十华里,来到我们家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板仓。毛泽东在板仓期间,曾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新订的书报刊,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

杨昌济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长期坚持静坐、冷水浴、长途步行等锻炼方法。他把这些方法传授给毛泽东等,毛泽东对此深表赞同并身体力行。比如,毛泽东是冷水浴最坚决的仿行者,从1915年暑期开始,他按照杨昌济教授的方法,每天早上到“一师”东北隅浴室旁的一眼水井边,脱光上衣,打上一桶桶井水往身上浇,然后用毛巾擦拭全身,直到全身皮肤发红发热为止。他的这一习惯一直保持了许多年。

有一次,毛泽东和杨昌济谈到体育问题,杨昌济向他介绍了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者柳午亭。第二天,毛泽东就去拜访了柳午亭先生,与之谈话后颇受启发。后来,毛泽东把自己对体育研究的心得写成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经杨昌济加工润色后,发表在1917年4月1日的《新青年》三卷二号上。

杨昌济在其他方面对毛泽东也极为关心。在湖南第一师范1915年的学潮中,当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时,杨昌济会同徐特立、王季范、袁仲谦、罗元鲲、方维夏等教员出面为学生说话,向校方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张干收回成命,对毛泽东等的处分由开除改为记大过,使他得以完成学业。

1918年6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到北大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赴京时,毛泽东和同学们都到火车站送行。到北京后不久,杨昌济把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华法教育会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传回湖南,认为对毛泽东等学生来说这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希望他们能够抓住。后来,他还通过蔡和森转达自己希望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学习的意见,以期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这年9月上旬,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初到北京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就住在杨昌济家,并在杨昌济的帮助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一份工作。杨昌济还帮助毛泽东等将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给湖南的粮、盐税超额余款利息提取出来,作为旅欧经费。通过他,毛泽东又向章士钊筹借到2万元经费。经过精心的准备,新民学会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终于在1919年3月成行,毛泽东亲自到上海为他们送行,随后独自回到了湖南。

1919年底,毛泽东因争取全国人民对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支持,第二次到北京。由于他与杨开慧的恋爱关系这时已经公开,他就住在杨昌济家。1920年初,杨昌济因病住院,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探护。杨昌济在去世前曾给当时任广州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写信,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德国医院与世长辞,享年49岁。毛泽东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协助杨家料理后事。当月22日,毛泽东又与蔡元培、章士钊、黎锦熙、杨度、朱剑凡等29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的消息,介绍他的生平。2月中旬,杨昌济的灵柩在其家人的护送下,从北京运往长沙板仓故里。当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

毛泽东在后来对杨昌济家人的生活极为关心。1949年9月,他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给杨昌济的妻子向振熙送去一件皮大衣。1950年5月,向振熙老人80大寿,他让儿子毛岸英去给老人家祝寿。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按月给杨老太太寄去生活费,从未间断。1960年向振熙老太太90寿辰时,毛泽东又托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带去200元钱,表示祝贺。1962年,向振熙在长沙谢世,享年92岁。毛泽东闻讯十分哀痛,他除致电哀悼外,还寄去500元钱,作为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