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世瑛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曾同毛泽东同窗共寝，友谊深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他的境况“深表同情”，并多次汇款，予以资助。
东山学校本来不收外姓学生，毛泽东进入该校时，是谭咏春极力推荐，多次找校长和其他教员斡旋，才破例录取的。谭咏春还把自己的儿子谭世瑛与毛泽东编在同一个班，并安排他们同住在学堂西后斋。
毛泽东自己说过，他写得一手好古文，并因此深得谭咏春的欣赏。有一次，谭咏春让学生做题为《救国图存论》的作文，毛泽东用“康梁体”写作，见解迥异于同学，谭咏春读后拍案叫绝，破例给了105分。他在文后的批语中，这样写到：“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与，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当时，毛泽东的文章常常被他披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作为同学们学习的范本。后来，谭咏春还向校长提出建议：要在课堂上讲授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康梁体”的写作方法。
由于父亲对毛泽东的偏爱，再加上自己和毛泽东同窗，朝夕相处，谭世瑛和毛泽东的关系自然大不—般，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从东山学校毕业后，谭世瑛又读了几年私塾，国文根底深厚，在著名的湘乡春元中学教授过高中语文。有一段时间，还在国民党邵阳县政府当过科长。
谭世瑛一共生有四个儿子，长子谭可夫，当过国民党营长，参加过反革命组织，解放初被逮捕法办；次子谭吉生，买壮丁外出未归，杳无音信；三子谭斗生，当过国民党军队排长，因隐瞒其兄的罪恶，镇反时，被人民政府一同镇压；四子谭可有，一直在家务农。而谭世瑛自己，由于在国民党邵阳县政府工作过，湘乡解放以后，也对他实行了管制，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1949年冬，谭世瑛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试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了自己的一些诗作。1950年新年伊始，邮递员给谭世瑛送来了一封印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字样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惠书及大作诵悉，甚为感谢！尊况如何，甚念。如有意见，尚望随时示告。顺至敬意！
一时之间，谭世瑛所在的湘乡县12村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没有忘记谭老倌，附近群众、村干部、乡干部甚至县工作组的人都来了。
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后，谭世瑛心情无比激动，思绪万千。他渴盼依靠毛泽东这个老同学来摆脱当时家庭生活困难的处境，于是再次提起了笔向毛泽东写信，诉说了自己的艰难处境。不久，毛泽东又回信，说对他的处境“极表同情”，但由于对他的情况不甚明了，“不知如何可以为助”，建议他在乡里“就近解决为上策”。
1953年5月，谭世瑛再一次致信毛泽东，希望能安排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恳切地解释道：“现在到人民政府所属机构做事或到学校教书，薪入甚微，于对家口众多者，不易赡给。”建议他“以吾兄状况观之，能就近获得工作职位，为最好；否则须远出参加短期研究班的学习，须准备吃很大的苦楚，又难于赡家。”虽然毛泽东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亲友谋利，但对谭世瑛经济拮据的处境，却深表同情。他曾两次汇款资助谭世瑛，并邀请谭世瑛赴京一叙。
1955年5月，谭世瑛到汉口找谭政，求治眼病。谭政少年时曾就读于谭世瑛父亲门下，他与谭世瑛是近邻，又是同族，并是东山学校的先后同学，两人早有交往。但当时谭政外出不在汉口，谭世瑛便从汉口直接北上，来到北京求见毛泽东。
在北京，谭世瑛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安排他到医院治眼病。他把自己的经历和遭遇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回报。为此，毛泽东给当时的湘乡县委写了一封信，要求调查了解具体情况。
在北京，中共湘乡县委接到信后，派专人到谭世瑛所在的石洞乡进行调查，并将有关情况写成材料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年6月8日，毛泽东给在北京正准备回乡的谭世瑛写信。一方面，他不徇私情，告知湘乡县委和石洞乡支部反映的有关情况，说明谭世瑛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他引导谭世瑛改正缺点，转变态度，服从政府法令，督促全家搞好生产。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在毛泽东的帮助和耐心教育下，谭世瑛回到了家乡，一直务农，直到1962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