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
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当年他组织领导的利群书社和毛泽东的文化书社有密切的业务往来……
恽代英（1895—1931），字子毅，笔名代英、英、但一、天逸、稚宜等，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世家。
1913年～1918年间，恽代英就读于中华大学。毕业时，受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的聘请，担任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五四运动时期，他以互助社为核心，以武汉学生联合会为基础，成为武汉地区各阶层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恽代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还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国共合作时期，他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和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团书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曾组织领导南昌起义、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到1929年底，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0年初，他最早觉察出中共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抵制。在党的会议上，他批评了李立三“左”的错误，但被扣上“调和主义”、“机会主义”等帽子，先后调任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5月6日被捕，于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被杀害。
毛泽东与恽代英的交往开始于1918年。1917年10月，恽代英和挚友黄负生、梁绍文等人发起成立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这是当时武汉地区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1918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他们开始有了书信往来。反帝反封建共同的斗争目标，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年轻的毛泽东和恽代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火热的斗争中，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学习。毛泽东将《湘江评论》寄给恽代英，请他通过互助社举办的书报贩卖部，在武昌代售。而毛泽东写的《创刊宣言》和《民众大联合》等文章则在武昌进步青年中广为传播，得到恽代英等人的一致好评。
1920年秋，恽代英受《新青年》的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中期著作《阶级斗争》，由新青年社1921年1月出版。这本书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本书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曾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的书；《阶级争斗》，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1921年7月，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湖北黄冈八斗湾浚新小学召开利群书社及其有联系的各团体代表大会，成立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共存社，长沙文化书社的易礼容参加了大会。当时，毛泽东正在参加中共“一大”。恽代英闻讯，激动不已，不久，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和毛泽东并肩战斗。
国民党“一大”之后，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都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1924年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毛泽东担任组织秘书兼文书科代理主任，恽代英担任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新建设》月刊。他们与其他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老右派、戴季陶主义作斗争。
1926年1月，毛泽东和恽代英参加了国民党“二大”，恽代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候补委员。其后，毛泽东主持了中央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恽代英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恽代英到农讲所主讲《中国民族革命史》，总结了80余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他们又在武汉相聚了。恽代英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工作，他邀请毛泽东去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同时，毛泽东也邀请他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1927年3月，他们都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与邓演达等人一起参加了《对农民宣言》和《农民问题决议》的修改和审查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恽代英、毛泽东、邓演达等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恶阴谋。
在中共“五大”上，恽代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和毛泽东、瞿秋白等站在一起，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迫使陈独秀进行检讨。
大革命失败以后，恽代英参与组织领导南昌、广州武装起义，毛泽东则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毛泽东很敬佩和信任恽代英，1929年4月5日，他在瑞金代表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向中央建议请恽代英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刘伯承担任军长，后来因为蒋桂战争爆发，这个建议便没有付诸实施。
毛泽东当时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曾经遭到众多的反对和责难，而恽代英对此则十分支持。1930年春天，他视察了闽西苏区，“闽西十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他们驱逐了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军阀，分配了土地，改良了工人的生活”。这一切，使他大开眼界，认识到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他饱含激情地写了《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两篇文章，发表在《红旗》第83期和第87期上。
1930年5月，恽代英不幸被捕。他化名王作林，被关在南京的监狱中。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归国后，积极设法营救，事情有了一定的眉目。正在这时，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情报保卫机关（即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了，他出卖了恽代英。
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英勇就义。消息传来，毛泽东十分吃惊。12月10日，他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签署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在列举顾顺章的罪行时，通令特别提到：“他更将已经为南京政府定了徒刑的（中共中央委员全国革命青年领袖）恽代英同志等从狱中指证出来，给反革命立即枪决。”通令号召革命人民捉拿顾顺章，为恽代英等死难烈士报仇。
1943年，恽代英的四弟恽子强携带全家和恽代英的遗孤恽希仲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深情地回忆了挚友恽代英，他说：“代英是个好同志。”表达了对亡友真挚的怀念和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