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谦

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时的国文老师。在他的引导下，毛泽东掌握了古文写作技巧。

袁仲谦（1868—1932），号吉六、士策，字仲谦，湖南新化人。他自幼苦读诗书，20余岁时投身科举考试并中了举人。此后他一直在私塾、书院教书授徒，一生热心教育事业，先后培育弟子数以千计。陈天华、陈润霖等，就是他在新化教书时的学生。辛亥革命后，袁仲谦先后在湖南第四师范、第一师范、明德中学、省立第三女师、湖南大学等校任教。因他常留有大胡子，故学生们背后多称他为“袁大胡子”。他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研究，尤其精通韩愈的文章。著作有《文字源流》、《分类文法要略》、《文学史》、《书法必览》、《国文讲义》等。

1913年春，袁仲谦到新建的湖南第四师范任教，毛泽东是他所教的预科第一班的学生。袁仲谦秉性耿直，教学态度特别严厉，常用教鞭体罚学生，但教课却很生动。有一次，毛泽东在作文后面写了一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作文”，袁仲谦看后不太满意，他要毛泽东把文章重抄一遍。后来他两次催问，毛泽东都没照办。袁仲谦非常生气，便将毛泽东的作文本撕了。毛泽东起立质问，并要同袁仲谦一道到校长那里理论。袁先生气得无言以对。最后，毛泽东把作文又抄了一遍，但仍在后面加上了那一句。袁先生对倔强的毛泽东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一位工友打破了学校院里的一只大花盆，袁仲谦将他大骂了一通，刚好毛泽东从旁经过，深为不平，他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有事可以好好说嘛！”袁仲谦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只好住口了。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

1914年春，毛泽东所在的湖南四师并入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一年级第八班。袁仲谦也转到湖南“一师”任教，担任毛泽东的国文课教师，一直教到1916年，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任课时间最长的老师之一。在“一师”，通过长时间的接触，毛泽东和袁仲谦都加深了对对方的了解，关系趋于融洽。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时，受梁启超“新闻体”的影响，喜欢写半文半白的文章，袁仲谦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毛泽东的文章尽是报馆味，要他熟读韩愈的文章，学做古文。为了激发毛泽东学习古文的兴趣，袁仲谦除了在课堂讲授古文外，还经常在课余时间对毛泽东进行指导。他教导毛泽东学习要坚持“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在写作方面要记住“文章妙来无过熟”。毛泽东对袁仲谦传授的读书方法极为赞同，他将其付诸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曾提及袁仲谦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他（袁仲谦）揶揄我的文章，称之为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奉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半通不通。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我研读了韩愈的作品，掌握了古文的写作技巧。所以，这该感谢袁大胡子，至今，我还能写出过得去的古文。”

袁仲谦不仅在学业上对毛泽东加以引导，在其他方面对毛泽东也极为关心。在湖南第一师范1915年的学潮中，校长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袁仲谦会同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方维夏等教员出面为学生说话，向校方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张干收回成命，对毛泽东等的处分由开除改为记大过，使他得以完成学业。

1918年夏，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袁仲谦也离开“一师”到别的地方任教。他们之间仍保持着联系，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派人打听袁仲谦的下落，得知他已于1932年去世，其妻子戴常珍年迈体弱，无依无靠，生活相当困难。1950年五一劳动节时，毛泽东特邀戴常珍赴京参加观礼。当年10月11日，毛泽东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提出要对袁仲谦的妻子进行接济。他在信中说：“据罗元鲲先生（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另一位老师）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师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70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此后，毛泽东几次回湖南，每次都要亲自或派人去看望戴常珍。

1952年，袁仲谦家乡的有关部门和他的亲友为他重修坟墓，毛泽东应邀为袁仲谦书写了碑文。1963年，戴常珍患病住院，毛泽东从周世钊那里得知此讯后，托他带去现金400元，让戴治病调养。在毛泽东的关照下，戴常珍晚年生活得很幸福。1970年，她去世后，毛泽东又让周世钊转交了300元的安葬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