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果
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密友，共同求学的时间长达5年半之久。而他们之间的友谊，则延续了50多年。
贺果，号培真，湖南邵东县江乡马王塘人，生于1896年。
1913年春，贺果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与毛泽东一起被分在新生第一班。1914年2月，随着四师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们又恰好一同被编入第八班，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5年半之久的同窗生涯和长达50多年的友谊。
在同窗共读的岁月里，毛泽东和贺果朝夕相处，由于意气相投，他们很快结成亲密的朋友。
毛泽东和贺果都是运动场上的健将，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指导下，他们都喜欢体育运动。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等人，对冷水浴、日光浴、游泳、登山、踏雪、泛舟、体操等花样繁多的体育运动，样样喜欢；而贺果则只偏向于其中的个别项目。对此，毛泽东深感遗憾，当他进行贺果不喜欢的体育项目时，他总是极力邀请贺果参加，他还常规劝贺果：你有锻炼的热情，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不应该只偏重于一两项，畸形发展。运动的目的，在于增强体质，以便精力充沛地投入学习当中去，将来担负起改造社会和国家的重任，这一点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明白的。
不过，贺果在体育上是有专长的。他跑得快，动作灵活，是第一师范最出色的足球运动员。
1916年前后，贺果还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远东运动会全国预备会。当时，湖南选派了7名代表参加，湖南第一师范的贺果、陈绍休（赞周）、彭道良（则厚）等3人便是其中的代表。
1918年秋，贺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无力继续升学。这时，毛泽东、蔡和森等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贺果。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贺果设法向一位老乡借了60元钱，和李维汉等人一起来到了北京。毛泽东帮助他们到保定育德中学赴法预备班学习。在保定学习的1年时间里，贺果每个月3元钱的伙食费都是毛泽东、蔡和森从华法教育会为他弄来的。冬天的保定，滴水成冰，贺果缺衣少食，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追求。毛泽东特地从北京来保定商量处理赴法的具体事宜，看望同学、朋友们，畅谈理想、人生、革命道路问题，给处于艰难境地中的贺果等人以鼓励。期间，他还和贺果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
在毛泽东的协助下，1919年冬，贺果终于实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梦想。身处异国他乡、与祖国相距千山万水的贺果，通过毛泽东寄来的报纸，了解到祖国发生的事情，并以此保持友人之间的联系。
贺果十分珍惜在法国的机会，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主动积极地接受新事物，投身革命运动。他与李维汉、李富春等人共同组织了工学世界通讯社（前身是工学励进会），成为其中的一员。他从工学主义思想出发，注重讨论实际问题。在国内的毛泽东，知道工学世界通讯社的情况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总要有主义的进行，在法同学组织的工学世界通讯社——革命团体——那办法很好。”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国内的革命形势更加高涨。毛泽东在湖南进行革命活动，任务繁忙，但他没有忘记昔日的同窗好友，应罗学瓒的要求，他把刊登湖南革命运动情况的湖南大公报等进步报刊，寄给在法国的同学们，使他们能够经常了解到家乡的革命形势。对此，贺果在日记中时有记载。如他在1921年1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晚上看湖南寄来的大公报附张，专记此次杜威罗素及蔡吴诸名人讲演。”1月17日的日记写到：“晚上看湖南通俗报，是去年十二月初十一月尾的，说谭延闿辞职，由省议会选林支宇为省长；又军政事宜由赵恒惕署理，称总司令。”
毛泽东还非常关注在法同学们的思想动向，他利用《湘江评论》刊登在法同学写的通讯稿件，向湖南《大公报》等报刊推荐留法同学的文章。1919年10月29日，贺果在法国哈佛尔工厂写了一篇《我作工的感想》，经罗学瓒转寄给当时在长沙文化书社的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热情地向湖南大公报推荐发表。虽然相距万里，但共同的追求把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24年，贺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和贺果的联系时断时续，但即使在中断联系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友谊仍然保存在心间。
岁月流逝，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担任党和国家的领袖，贺果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辛勤耕耘，他担任贵阳市教育局长，与毛泽东恢复了交往，同窗情谊一如往昔。
在北京开会时，毛泽东多次单独接见他，共同回忆他们年轻时的梦想和友谊，展望未来。在第一次接见贺果时，毛泽东曾风趣地说：“你还在，我以为你向阎王报到去了！”
贺果向毛泽东汇报了在革命征途中受到的挫折，诉说了在李立三路线时期被开除党籍的苦恼。毛泽东安慰他说：“开除了倒好，不然，你一定完了！”1953年，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贺果终于恢复了党籍，重新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两位老朋友还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贺果在信中如实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贵阳市中小学教育情况，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但依然亲笔回信。1951年12月5日，他在回信中说：“惠书敬悉，告我以中小学形情，极为有益。我暂时不会出国，请放心。”毛泽东还十分关注贺果的情况，1956年4月27日，他又给贺果回信说：“给我的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我情况还好，盼你保养身体，便时望将你的情况告诉我为盼。”言语之间，充满殷殷关切的深情。
“文化大革命”时期，贺果的胞弟、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万般无奈之下，1973年1月，贺果写信将这些情形一一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二贺的情形是十分了解的，有一次，毛泽东当面责问张春桥：“贺绿汀怎么样了？不要整了吧！”在周恩来的具体过问下，贺绿汀终于从上海“四人帮”的监狱里被解救出来。
当时，贺果正在北京等待毛泽东的接见，他听说弟弟贺绿汀出狱了，顿时热泪纵横，无法自已。他想亲自向毛泽东表达感激之情，又急于见到在监狱中待了几年而且备受摧残的弟弟贺绿汀。他以为以后还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于是未等毛泽东接见就匆匆赶回上海了。遗憾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竟然于1976年与世长辞，老朋友再也没有相聚的机会。
毛泽东逝世后，贺果曾两次进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伟人长眠于此，留给朋友的是绵绵无期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