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论序论
臣修顿首死罪言：伏见太宗皇帝时，尝命薛居正等撰梁、唐、晋、汉、周事为《五代史》②，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编次前世年号为一篇③，藏之秘府④。而昉等以梁为伪⑤。梁为伪⑥，则史不宜为帝纪⑦，而亦无曰五代者⑧，于理不安。今又司天所用《崇天历》⑨，承后唐，书天祐至十九年，而尽黜梁所建号⑩。援之于古，唯张轨不用东晋太兴而虚称建兴⑪，非可以为后世法。盖后唐务恶梁而欲黜之⑫，历家不识古义，但用有司之传，遂不复改。至于昉等，初非著书，第采次前世名号，以备有司之求，因旧之失，不专是正，乃与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三代用正朔⑬，后世有建元之名⑭。然自汉以来，学者多言三代正朔⑮，而怪仲尼尝修《尚书》、《春秋》⑯，与其学徒论述尧、舜、三代间事甚详，而于正朔尤大事，乃独无明言，颇疑三代无有其事。及于《春秋》得“十月陨霜杀菽⑰”、“二月无冰⑱”，推其时气，乃知周以建子为正⑲，则三代固尝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时⑳”，又知圣人虽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盖非商、周之为㉑，云其兴也，新民耳目，不务纯以德而更易虚名，至使四时与天不合，不若夏时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为正㉒。汉始稍分后元、中元，至于建元㉓，遂名年以为号，由是而后㉔，直以建元之号加于天下而已㉕，所以同万国而一民也。而后世推次，以为王者相继之统。若夫上不戾于天㉖，下可加于人，则名年建元，便于三代之改岁。然而后世僭乱假窃者多，则名号纷杂，不知所从，于是正闰真伪之论作㉗，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尧、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论说而明。自秦昭襄讫周显德㉘，千有余年，治乱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论者，靡有定说。伏惟大宋之兴，统一天下，与尧、舜、三代无异。臣故曰不待论说而明。谨采秦以来讫于显德终始兴废之迹，作《正统论》。臣愚不足以知，愿下学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编 年】
康定元年任馆阁校勘时作。原本题下注云：“康定元年。”《欧阳文忠公年谱》：“（康定元年）六月辛亥，召还，复充馆阁校勘，仍修《崇文总目》。”
【笺 注】
①正统论三首：按，欧公论正统，原作七篇，本卷所载三篇，乃晚年改定之作。其余诸篇，在本书卷五九，题作《正统论七首》，其中部分与此三篇重复。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一〇：“按《正统论》凡七，公晚年删为三。今所录者，盖晚年所定也。”
②薛居正：《东都事略》卷三一《薛居正传》：“薛居正字子平，开封浚仪人也。举进士，晋华帅刘遂凝辟为从事。仕周为三司推官、知制诰，迁左谏议大夫，使沧州定民租，擢拜刑部侍郎。宋兴，迁户部侍郎，出知许州。入为枢密直学士。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乾德初，加兵部侍郎。初置参知政事，命居正及吕余庆为之。久之，兼淮南、湖南、岭南等道发运使，又监修国史，受诏监修《五代史》。开宝六年，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平兴国初，加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从平太原，还，进位司空。薨，年七十。赠太尉、中书令，谥曰文惠。咸平二年，以居正配享太宗朝廷。”居正，《宋史》卷二六四亦有传。《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宰相薛居正子平撰。开宝中，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所修，居正盖监修官也。”唐，原本校云：“一作‘后唐’。”
③又命李昉等编次前世年号为一篇：《东都事略》卷三二《李昉传》：“李昉字明远，深州饶阳人也。举进士，为秘书郎、直洪文馆，改右拾遗。周宰相李谷将兵征淮南，以昉为记室参军。师还，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国初，迁中书舍人，罢为给事中。坐贡士所取失当，左迁太常少卿。明年，复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从太宗征太原，拜工部尚书，迁承旨。太平兴国八年，改文明殿学士，遂除参知政事。是岁，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加中书侍郎。昉请复《时政记》先进御，然后付史馆。《时政记》进御，自昉始也。端拱初，罢为右仆射。淳化二年复相，四年罢。上章引年，拜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卒，年七十二。赠司徒，谥曰文正。”昉，《宋史》卷二六五亦有传。因今本《旧五代史》乃清代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所阙甚钜。李昉等编次前世年号事及所编年号，今俱无考。篇，原本校云：“一作‘卷’。”
④秘府：宋代秘阁的别称。《会要·职官》一八之四八《秘阁》：“诏肇兴秘府，典掌群书。自今秘阁，宜次三馆。”《宋史·职官志》四：“端拱元年，建秘阁于（崇文）院中。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皆沿唐制立名，但有书库寓于崇文院庑下。”
⑤昉等以梁为伪：李昉等人认为朱梁属于僭伪之国，是篡夺唐朝正统的窃国大盗。
⑥为：原本校云：“一本无此字。”
⑦则史不宜为帝纪：既然朱梁是伪国，那么作《五代史》时，就不应该把朱全忠的事迹作为本纪来处理。又按，此句后原本校云：“一本有‘而后唐之事，当续刘眗《唐史》为一书。或比二汉，离为前后’二十二字。前，一作‘先’。”帝纪，指史书中的帝王本纪。刘知几《史通》卷二：“昔《汲冢》竹书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王以显国统。”
⑧而亦无曰五代者：从而就说没有五代而仅有四代。而，原本校云：“一作‘则’。”
⑨今又司天所用《崇天历》：《崇天历》，北宋中期使用的一种历法。《宋史·律历志》四：“宋兴百余年，司天数改历。乾兴初，议改历，命司天役人张奎运算。又推择学者楚衍与历官宋行古集天章阁，诏内侍金克隆监造历，至天圣元年八月成。诏翰林学士制序而施行焉，命曰《崇天历》。历法曰演纪上元甲子，距天圣二年甲子，岁积九千七百五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今又，原本校云：“一作‘又今’。”
⑩“承后唐”三句：谓李昉所书的五代年号，延续着唐末“天祐”，一直书写到天祐十九年后梁末帝朱瑱为后唐李存朂所代，凡朱氏所用之年号一概不用。按，天祐乃唐昭宗李晔所改年号，哀帝李柷即位，未及更改，仍用天祐，至天祐四年为朱全忠所代。而朱全忠建国以后，曾四度更改年号。《旧五代史·太祖纪》三：“可改唐天祐四年为开平元年，国号大梁。”同书《太祖纪》六又改开平五年为乾化元年，同书《末帝纪》上又改乾化五年为贞明元年，同书《末帝纪》下又改贞明七年为龙德元年。
⑪唯张轨不用东晋太兴而虚称建兴：谓十六国前凉张轨僭号后，不再使用东晋太兴年号，而自立年号为大凉建兴元年。然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只有张轨一例，不能作为惯例。《十六国春秋》卷之七〇《前凉录一·张轨录》：“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家世孝廉，以儒学著闻。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重之，太康中，为尚书郎、太子洗马、中庶子，累迁散骑常侍、征西将军司马。轨以晋室多难，阴图保据河西。永宁初，出为持节、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加号安西将军，封安乐乡侯，邑千户。永嘉六年九月，秦王为皇太子，遣使拜轨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位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户。建兴元年夏四月，愍帝即位于长安。遣使诏轨曰：‘朕以寡昧，纂承大统，未能枭除凶逆，奉迎梓宫，枕戈含冤，肝心碎裂。惟尔凉州刺史张轨，乃心王室，便当协力济难，恢复神州。故遣中常侍苏马拜尔为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轨固让不受。建兴二年春二月，帝遣大鸿胪辛攀拜轨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轨又固辞。夏五月己丑，薨于正寝，年六十，在位十三年。初，轨风病积年，二子代行州事，闭绝音问，莫能知者。及祚僭号，追谥武王，庙号太祖。”
⑫盖后唐务恶梁而欲黜之：究其原因（不承认朱梁为正统，不承认朱氏所建年号），是由于后唐李存朂憎恨朱氏政权，认为自己才是唐祚的延续，所以有关朱氏的一切，均视为伪。原本校云：“一本‘梁’字后有‘甚’字。”
⑬三代用正朔：谓夏、商、周三代时期，天下只使用天子所颁的新历。正朔，谓帝王新颁的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更改正朔。故夏、殷、周、秦及汉初的正朔各不相同。《礼记·大传》：“改正朔，易服色。”孔颖达疏：“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随寅丑子所损也。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半夜、殷鸡鸣、夏平旦，是易朔也。”《史记·历书》：“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正音征，谓正月也。朔，初一也。夏代把每年的第一个月建在十二辰次的“寅”次，因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在这一辰次中，夏人认为立春乃是一年之始；商代则把每年的第一个月建在十二辰次的“丑”次，因为殷人认为立春之前，阳气便已经发生；周代则把每年的第一个月建在十二辰次的“子”次，因为周人认为“冬至阳生”，而冬至节气在“子”，比商代又提前了一个月。汉武帝以后直至今天的农历，都用夏制，即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⑭后世有建元之名：到了汉代，才有了建立年号的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的宣统。《汉书·武帝纪》：“孝武皇帝，景帝中子也。建元元年。”颜师古注：“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
⑮学者多言三代正朔：原本校云：“一作‘改三代正朔之事’。”
⑯仲尼尝修《尚书》、《春秋》：《史记·孔子世家》：“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⑰十月陨霜杀菽：《春秋经·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杨伯峻注：“周之十月，今农历之八月，而霜重至于伤害豆苗，乃异常之灾。”
⑱二月无冰：《春秋经·成公元年》：“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无冰。”杨伯峻注：“《诗·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凉阴。’二之日，即夏正十二月，周正二月。《昭四年》传亦云：‘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日在北陆，亦即周正二月。《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季冬即周正二月。可见古代有在周正二月取冰、藏冰之礼。此年实建亥，但冬至在二月朔日，与建子相差不远，寒暖无大异。”
⑲乃知周以建子为正：这才明白周人把正月建在子辰，与今所用之夏历大不相同。一本下有“月”字。建子，指周人把夏历十一月（在十二辰之子辰）建为岁首。杨炯《公卿以下冕服议》：“夫改正朔者，谓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原本校云：“一本‘正’下有‘月’字。”
⑳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㉑其意盖非商周之为：圣人是遵从着夏历而说的，没有按照阴历和周历来说话，主要是为了使春、夏、秋、冬四季与实际的寒暖不相符合。
㉒及秦又以十月为正：到了秦朝，又以夏历的十月作为每年的第一个月。按，根据五行学说，秦人以水德而王天下。十二辰次中的亥次在子次“大火”之前，所以秦始皇把月建置于子的前面，以象水德能灭火之意。
㉓“汉始稍分后元中元”二句：按：汉文帝之前无年号，至文帝始建前元、后元，但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年号；景帝时有前元、中元、后元的纪年方式，也还不能算作年号，故颜师古注《武帝纪》称武帝之“建元”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
㉔由是而后：原本校云：“一本无此四字，而有‘太初之元年复用夏正。其后遂不复改’十五字。”
㉕直以建元之号加于天下：谓从此以后历代皇帝，都建一个年号加于自己执政的第一年或改元的第一年。《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于是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刘知几《史通·本纪》：“曹武虽曰人臣，实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国不建元。”
㉖戾，违逆。《淮南子·览冥》：“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高诱注：“戾，反也。”
㉗于是正闰真伪之论作：于是谁为正统，谁为僭窃的争论便产生了。闰，偏也，非正也。《汉书·王莽传》下：“余分闰位。”颜师古注：“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岁月之余分为闰也。”
㉘自秦昭襄讫周显德，千有余年：此时段为一千二百六十余年。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年即位，至前250年秦孝文王即位，在位五十六年。周显德，指五代后周太祖郭威所立的年号（954～960）。郭威死后，柴荣即位，仍以显德为年号。显德六年，柴荣死，其子柴宗训即位，还没有来得及更改年号，显德七年正月，便被赵匡胤以兵变的手段夺取了政权，改后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
【附 载】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一《答郭纯长官书》：“夫正闰之论诚为难晓，近世欧阳公作《正统论》七篇以断之，自谓无以易矣。有章表明者，作《明统论》三篇以难之，则欧阳公之论，似或有所未尽也。欧阳公谓正统不必常相继，有时而绝，斯则善矣。然谓秦得天下，无异禹、汤，又谓始皇如桀、纣，不废夏、商之统，又以魏居汉、晋之间，推其本末，进而正之，此则有以来章子之疑矣。章子补欧阳公思虑之所未至，谓秦、晋、隋不得与二帝三王并为正统，魏不能兼天下，当为无统，斯则善矣。”
清·陈鳣《续唐书序》：“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后唐兴，历三十年，后唐废而南唐兴，又历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统固未绝也。后唐系出朱邪，然本于懿宗赐姓为李。庄宗既奉天祐年号，至二十年，始改元同光，立庙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为七庙，唐亡而实存焉。欧阳氏《正统论序论》云：‘伏见太宗皇帝时，常命薛居正等撰梁、后唐、晋、汉、周事，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编次前世名号为一篇，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为伪，此伪则史不宜为帝纪。而后唐之事，当续刘昫《唐史》为一书，或比二汉，离为前后，则无曰五代者，于理不安。’谨案：昉等黜梁，实属大公至正，与前人黜莽、黜操正同。乃云‘于理不安’，何欤？《序论》又云：‘今司天所用《崇天历》，承天祐至十九年，而尽黜梁所建号。援之于古，唯张轨不用东晋大兴，而虚称建兴，非可以为后世法。盖后唐务恶梁而欲黜之。历家不识古义，但用有司之传，遂不复改。’谨案：《崇天历》承后唐书天祐十九年，盖所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且援之于古，亦不独张轨为然。昔周厉王失国，宣王未立，召公与周公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系于厉王，下不系于宣王，当时固未常云周之统绝也。以此为例，则《崇天历》所书，不可谓徒然矣。乃云‘不识古义’，抑又何欤？今有人焉，为盗所杀，欲全据其业，有仆挺身而出御之，艰难辛苦，攘除奸凶，而不改故主之名尔，仍奉故主之宗庙，则将与盗乎？与仆乎？夫人而知与仆不与盗也。朱全忠大逆无道，甚于莽、操，人人得而诛之，何可不黜？后唐既系赐姓，收之属籍，又有大勋劳于唐室，则系于唐可耳。至石敬瑭叛主附敌，父人之父，声实俱丑，将十六州内地割献殊方，肆然称帝，斯固鲁仲连所欲蹈海而死者。南唐为宪宗五代孙建王之元孙，祀唐配天，不失旧物，尤宜大书年号，以临诸国。即如当日契丹儿晋而兄唐，高丽遣使江南入贡称臣，彼尚怀唐之威灵，故尊其后裔，不敢与它国齿。今奈何以晋、汉、周为正，而反以南唐为偏据乎？刘旻本知远母弟，北汉四主，远兼郭、柴。宋太平兴国四年受降，又后于南唐七年。宋统继唐，胜于继汉、继周矣。薛氏修《五代史》、欧阳氏新修《五代史记》并称五代，所见俱不及此。马、陆二家《南唐书》，虽欲推尊，然未将南唐上接后唐。戚光年《世总释》始发其凡，终未有专成一书，宁非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