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之路
胡飞白 文
史浩
1106—1194
南宋政治家、词人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深潜进入一个人的独立世界以前，我们处于各自平行世界的广阔截面。无论那个世界多么深邃，或者充满各种奇异的构造，彼此都不发生交合碰撞，只是在那里，每个节点，每个偶然，每个机缘巧合，都是构成它们的必需品。
九百多年，对于整个时空长轴而言，显得过于微茫，可相比一个人的生命，就过于沉寂和久远了。史浩，出生于1106年的中国，距今九百一十余年。那是宋徽宗崇宁五年，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因为他的到来，又变得有些不那么平淡了。
他的祖上史惟则从慈溪迁鄞，直至曾孙史诏，四代都不曾迁居。史诏当时为宋代名士，以孝行闻。据说史诏孩童时就立下志向，严于律己，对待母亲极其孝顺，他师从甬城学者楼郁，居住在乡里，当时乡民间若有争斗，都到史诏处寻求裁决，而不去官府，可见史诏有很好的调停能力，被坊间信任。当时宋徽宗以“孝、友、睦、姻、任、恤、中、和”即“八行”，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朝廷网罗能人，便召史诏补太学上舍太守，史诏未去就职，而是迁居到东钱湖畔大田山专门伺候年迈的母亲。隔了几年，皇帝再召，史诏又因照顾母亲未赴任，宋徽宗为此嘉奖他的孝行，赐其“八行高士”称号。后人也有称史诏为“八行公”，并建“八行堂”以纪念。
巨大的宗族荣誉，在当时崇尚德行的社会环境下更显示出无形的精神感召力。史浩沿袭家风，并一以贯之。
幼承家风，恪尽孝道，是史浩的人生底色。
他到桃源书院求学，认识了一帮当时的学界贤达如汪思温、郑覃、魏杞、袁燮等人，也算是结上了书香的缘分。说起这个“桃源书院”也很有来历，北宋庆历年间，甬上五位贤达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联合开办了一个名为“妙音院”的学堂，首开讲学的风气。
王说又创办了“桃源书院”，书院最早由他自己祖上老宅里一个叫“酌古堂”的屋子翻修改造而成，后王说的孙子王勋，秉承家风考中进士，上书宋神宗，得到了皇帝亲笔书写的“桃源书院”御赐真迹。而史浩曾祖父史冀当年曾师从王致，从北宋到南宋，从庆历五先生再到史浩，像是一个个火炬手接力传承，虽然个人的力量微茫渺弱，几乎发不出什么大声响来，但历史将他们串点成线，连片成面。有家学底蕴的承托，有书院氛围的濡养，有好读书的一帮朋友的互助提携，史浩的成长可谓得天独厚。
史浩不仅在学养上有所承袭，从小在心性上也有过人之处：成熟、机智、大胆。据说有一次，史浩和弟弟闲来无事，在牛车上打闹嬉戏，当两人玩性正酣时，拉车的牛却莫名受了惊吓，狂飙奔突起来，弟弟被吓得大哭不止。史浩虽然年岁不大，心里也害怕，但还是表现出一种少有的临危不乱，他设法控制牛绳，眼看牛车快要散架时，几位热心路人挺身而出，追上牛车，史浩说：“先救弟弟，快！”最终众人稳住了疯狂的牛车，两兄弟安然无事。事后，大家称赞史浩，说他危急时处变不惊，危难中心系亲人，有大人物的风范。
时间来到了1124年，史浩十八岁。命运给他一个不小的劫难，父亲师仲去世，他要挑起家里的重担。父亲临终时把史浩叫到跟前，对他嘱托道：我不在了，你要承担起照料爷爷的责任。这种责任心此后一直烙在史浩灵魂里，他始终陪伴在祖父史诏身边，嘘寒问暖，毫无怨言。
直到战火烧到跟前，金人攻陷明州，史浩才不得不扶携家眷逃难。路途的艰难险阻，以及需要克服的重重困境，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即便如此，史浩仍竭尽全力为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家族提供坚强的支撑。
祖父史诏时年七十四岁，生命终于走到尽头，史浩为此守孝三年。连年战争，家徒四壁，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婉言谢绝了亲朋好友的热心资助，种种生活的困境培养出史浩遇事不慌乱，有事能忍耐，处事多思考的持重坚毅的性格。
家道中落，时局战乱，亲人相继离世，史浩住到了
峰附近，开始潜心读书自修，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号——“真隐居士”，这么看来也确实反映了他当时的处境，避世消隐，也自得其乐。他住的地方距离天童寺很近，有时候闲来无事，恰好能够安心陪着母亲到寺院里进香。
迸云佛塔金千寻，傍耸滴翠玲珑岑。
春供万象当远目，响答两地纷鸣禽。
风摇野帻去复去，雨浥乳窦深复深。
寄声俊逸鲍夫子，莲社不挂渊明心。
这是一段不可多得的“慢”时光，从他当时写下的这首《天童育王道中》中可见一斑。诗中他自比鲍照，寄情陶潜，生活的沉困低落，丝毫没有磨灭他内心的志向，反而让他在天地间寻到了一份真意。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都有相应的缘分。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就会相遇，宏智正觉禅师和史浩便是这么两个人。禅师是天童寺住持，热衷倡导“默照禅”，弘扬曹洞宗风，到处修缮禅堂，扩大山门，广结善缘，在他的推动下，天童寺得到了兴旺发展，渐渐香火旺盛，闻名于浙东，禅师也被人亲切称为“天童和尚”。史浩在这个时期听了很多堂禅师的说法课，他认为禅师的说法高妙，一方面可开悟内心，启迪听众，另一方面又娓娓道来，让听的人如沐春风。意境高迈，既有恬淡的理趣，又隐含冷峻的审美。这种无形的熏陶令史浩颇为受用，对他精神世界产生着重要影响。
正觉在《默照铭》中写道：“默默忘言，昭昭现前。鉴时廓尔，体处灵然。”又在《坐禅箴》说：“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他主张冥默静思，在混沌中进入一种处之泰然的状态。史浩通过内化和勾连，把禅师的这套理念吸收到自己身上。他在《赠天童英书记》诗中云：“学禅见性本，学诗事之余。二者若异致，其归岂殊途？方其空洞间，寂默一念无。感物赋万象，如镜悬太虚。不将亦不迎，其应常如如。向非悟本性，未免声律拘。”其中提到的“寂默”，显然是把正觉禅师“默照禅”的内核精神渗透到了自身的精神宇宙里。
心性相投，志趣相近，二人交往或许就是人生中最美好、最值得怀念的际遇吧。
南宋绍兴十年（1140），史浩与正觉游东湖，并题《东湖游山》，诗曰：“金襕禅老今大颠，坏衲蒲团日坐禅。我行不问西来意，消息还将方寸传。”不仅是正觉禅师，天童寺中还有很多禅师与他都结下了友谊。在《赠天童英书记》中云：“英师个中人，以诗隐浮图。……堂堂老阿师，道价东西徂。住山垂一世，学子纷云趋。”那位英师便是正觉的嫡传徒弟，同样是史浩的朋友，而“老阿师”无疑写的就是正觉了。史浩既性情，又纯粹，在东钱湖畔，天童寺里，留下了青年史浩恬淡隐忍又不迷失于尘世的身影。
人的转机，或者说历史的伏笔不会一直隐遁，终究会在特定的时刻显出样貌来。蛰伏的时节即将过去，史浩的人生即将迎来反转，仿佛江河百转千回之后的顺流而下。
绍兴十五年（1145）史浩中进士，并调余姚任县尉。向上的人生之路，即将次第打开。当地因为疏于管理，常有匪患打家劫舍。史浩想了个办法，将匪首捉拿归案，案子告破，史浩在任上有了第一笔政绩。但他不把这个荣誉揽到自己头上，县令十分奇怪。史浩对他说，这本来就是分内职责，有罪必罚，有案速破，这些都是卑职为官的义务，如果连这个都要让我一个人领赏，那传出去岂不是被世人耻笑。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史浩有着超乎常人的政绩观，他不急功近利，颇有政治谋略，为日后走上更高的地位埋下了有利的善因。
余姚县尉任满后，史浩到临安待命，秦桧曾想笼络他，派人捎信给他叔父说：“已留国子监书库官拟令侄。”史浩拒绝。不久后，因政绩卓著，史浩又被调遣出任温州教授，与此同时，担任郡守的是一个叫张九成的人，他是宋高宗当年亲自题名的状元郎，因此对他非常看重。而张九成在任上也尽心尽责，但因反对宋金议和及拒绝秦桧拉拢，遭到小人陷害，很快被贬谪南安军。
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终于死了，命运又开始翻转，高宗重新起用张九成，史浩为人耿直忠厚，深得张九成的赏识和肯定。当史浩任期届满以后，张九成就把他举荐给了高宗，张九成成了史浩仕途上毫无疑问的贵人。缘此，史浩顺利来到了临安，被任命为太学正，又升任国子博士，作为京畿要地的政府要员，和天子接触也就更加频繁了。
仕途升迁中能得到贵人相助，也是史浩本人为人处世的成功。他既能在复杂多变的政坛独善其身，又能凭借高超的政治艺术帮助自己走向职业生涯的顶峰。
时代的洪流滚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此时南宋王朝内部出现裂痕，外来势力虎视眈眈。赵构作为一个帝王，应该说具备了应有的气度和政治才能。史浩与他年龄相仿，心理相近，作为同龄人，他们都经历过靖康之难、建炎战乱，这些都增加了史浩对皇帝的同理心和共情感。他对赵构在这样艰难的时局之下，施行政治手腕来稳定朝政，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欣赏与敬重。
正是这份理解，拉近了高宗和史浩间的距离。人与人相处，无论是权贵还是底层百姓，都是相仿的，心意相通，则水到渠成。在朝廷中，高宗常向史浩询问一些具体的施政策略，史浩向他提出的建议包括稳定边疆要塞，凭能力任用官员。同时史浩还向朝廷推荐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既有军事人才，又有谋略之士，高宗也很信任他，基本都能做到唯才是用。
岁月不饶人。随着年岁的增长，赵构对自己的生育能力感到灰心丧气，而底下大臣要求立皇储的呼声不绝于耳，于是他也就下决心立储。其实早在多年前，高宗就亲自挑选了两个孩子养在后宫，其中一个就是日后成了孝宗的赵昚，当时他名叫伯琮。听闻高宗决定立储，史浩提议说：“普安、恩平二王宜择其一，以系天下所望。”高宗听后龙颜甚悦。
之后，高宗命这两个王储候选人抄写《兰亭序》500本。史浩心知肚明，这分明是高宗对两位候选人的考验，就时不时去劝告这两个孩子：“君父之命不可不敬从。”没过多久，普安郡王就已经写好了700本呈阅高宗。而另一位恩平郡王，不知怎么的，一字未动。再等了数天以后，高宗又赏赐给两位候选人宫女数十人。史浩又看在眼里，提醒道：“是皆平日供事上前者，以庶母之礼礼之不亦善乎。”普安郡王真的就把史浩的话听进去了，并且确实做到了以礼相待，未越雷池半步。一个多月后，高宗把宫女召回身边，发现普安郡王的宫女仍都是完璧之身，而赐给恩平郡王的宫女已被尽数收用了。很显然，两人的格调高下立判，命运的天平很容易就向着普安郡王倾斜过去，他顺利成为王储。
1160年高宗先封普安郡王为建王，下诏给建王府配了直讲、赞读各1人。史浩被任命为建王府教授并且担任了府内的直讲，人生到了这一步，对史浩而言，可以说已经非常顺遂了。
没有卓识远见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是很难做到左右逢源的，史浩在立储这件事中处理得非常理性和冷静，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颇，拉拢结党，也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他费尽心血，又恪尽职守，这样两边都没得罪。
1161年，史浩官衔升至宗正少卿。恰巧这一年，金人又来骚扰南宋边境线，很多投降派的朝臣，要求保守行事，建王提出还是应该反守为攻，积极迎敌抗击，并且写下请战书，要求亲自上战场杀敌。这无疑犯了一个政治上的大忌，触犯了皇帝的威信。好在史浩及时提醒建王：“皇子不可将兵，应当以晋申生、唐肃宗灵武之事为戒。”建王这才猛然惊醒，让史浩帮写奏章，解释其中原委，言辞恳切。高宗看后，怒气才消。后来高宗听闻此事都是史浩在幕后出谋划策，对其赞不绝口。
作为内府官员，史浩在位不越位，心思缜密，逻辑清晰，有胆识，通谋略，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史浩并不是那种被动作为的大臣，勤政优政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他有自己坚定的政治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也反映出他内心有坚定的信念、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身在君王之侧，辅佐皇子，建真言、献良策，时常还能换位思考，时局动荡之间，替君主分忧解难，也就不难理解他能官至右相。
风雨如磐，在朝廷复杂的政治旋涡中，史浩也时常感到如履薄冰。一方面要提防小人，另一方面又要对皇上的心思做到事事洞明，因而心力交瘁。在各种政治角逐和权衡中，史浩终于看淡一切，向孝宗提出了辞官的请求。
史浩告老还乡途中，经过慈溪，慈溪地方官出城数里迎候，其他官员也纷纷前来参拜，将县衙挤得水泄不通。尽管史浩当时身份地位非常高，还是能做到谦逊有礼，对地方官吏有礼有节，这样一来反让县令感到不安。史浩便对他说：“阁下与之，有名分；某与之，为乡曲。自是不同。”
1194年，八十八岁的史浩终于走到生命尽头。孝宗追封他为会稽郡王。宁宗继位后，又赐史浩谥号为“文惠”，并亲笔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赐给他的家人。
纵观史浩一生，经历丰富，波澜起伏。历经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五朝，他博学多才，深谙帝王心思，一方面帮助孝宗处理好与高宗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教育、保护孝宗，为帝王师，最终帮助孝宗顺利登上了皇位。史浩开启了四明史氏“一门三宰相”的辉煌家族史，四明史氏对南宋政权的影响是其他家族无法比拟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颗经历过童年、青年、中年诸多艰难困苦的心灵，一个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印痕的男人，披荆斩棘，这条通往宰相的路可谓坎坷又漫长。但历史不会被浮云遮蔽，更不会轻易冷落谁，它最终选择了一个德位相配的人，史浩无疑是实至名归的。
漫漫宰相之路，也是他问心无愧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