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风 起
顺治十六年（1659），初春的风轻拂大地，四明北麓远山含黛，春日云朵在化安山上空悠然飘浮。斯同在龙虎山堂拜谒老师黄宗羲。“披帷幽士在，相视已忘言。泽畔有知己，强为世外论。”在山间小住的几日，师友们推心置腹的谈书论道和远离凡尘的隐士生活让他流连忘返。他渴望潜隐山林，以诗书终老故乡。自幼亲眼目睹北方征服者对故乡的践踏，亲身经历万般磨难，父亲去世后的这段时期，斯同时常悲愤且消沉。
人的一生，总有点对抗的东西。人们不愿过全然顺从的生活，又不知道反抗过后出路在哪里，于是不断陷入纠结与迷茫之中。
“朽几败榻，残书数编，昕夕吟诵，忘其身之憔悴、室之呻吟也。士处今日，上无授粲之人，下无解衣之友，耕田不能，行贾不可，计惟有穷饿已耳。”斯同笔下描绘的前明诸生高斗权的晚年生活状态，也是清初明末遗民最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气节比温饱更为重要，被改朝换代剥夺原有产业，切断从前奋斗之路的他们，宁愿选择“以生为死”或“戕生自残”的惨淡生存方式，或教书糊口，或逃禅为僧，或卖卜行医，过着世人难以理解和忍受的凄楚人生。
康熙四年（1665），斯同与二十多名青年学者在这一年春天前往兰溪，入黄宗羲门下正式受业。兰溪受业期间，浙东学术的成长也改变了斯同不甘“故国”灭亡的消极心态，他弃辞章之学转为援经入史，成为以经史为核心学术研究的甬上“证人讲会”中坚力量。
面对新的时代，读书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引领着实学思潮不断向纵深发展，他们或提倡躬行实践，或探论社会改革，或抨击封建制度，或重视史地之学。原本希望像父兄和老师那样皓首穷经的他，没有继续沉浸在孤独的忧思之中。兴亡更迭已尘埃落定，斯同走出山林，踏上了大隐于学和立功于史的道路。
斯同做出弃绝科举功名，以研究明史为己任的决定，这样的想法在当时与许多同学努力的方向相悖。对于科举时代贫穷的读书人来说，他深知自己选择了一条终身清贫的道路，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淡泊的心态去潜心投入这项事业。
“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在“家国”覆灭的折磨中，史学滋养了斯同的青春。他想控诉，他想悲鸣，他想哀号，他片刻不息地想在“故国”已然湮灭的废墟里倾倒他生命的燃料。
彼时的宁波府，山清水秀，文人辈出，历史上多少曲折离奇在此发生消亡，多少传奇人物在此崛起落幕。在纂录明代史事，“以备一代之大观”期间，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给了斯同无尽灵感，从《
西竹枝词》到明史《新乐府》的创作，他完成了从局部走向整体、从地方迈向全国的转变。
《
西竹枝词》以浙东历史和社会题材为主，吟咏了延自汉唐制度的一方热土和脉承中原的习俗与文化，字里行间无不展示着斯同对家乡山水风情的热爱。他也对家乡的历史人物、文物古迹作出鲜明评判，对地方名流和百姓生活作了热情讴歌。而在《新乐府》中，他以乐府之体，取明朝历史大事，参证实录、野乘、民间传说婉而成章。
真正让斯同登上新朝舞台的是康熙十年（1671）清政府发起的地方修志举措。就统治者而言，以盛世修志昭告车书一统和天下太平，进一步化解汉族士人与政府之间的潜在矛盾，掌握全国各地历史和地理概况，可谓一石三鸟。
宁波地方志自嘉靖之后一百多年里并无赓续之作，为了不使“先贤之行事愈旧愈湮”，把家乡历史传诸后人，康熙十二年（1673），斯同应宁波知府邱业邀请，与五兄斯选、乡贡生赵时赟等人参加了续修《宁波府志》工作，完成了共计三十卷的《邱志》。
康熙十七年（1678），清政府在长达八年的平叛战争进入尾声之时，出台了文化怀柔政策，下令诏举博学鸿儒特科。吕留良、顾炎武等前明遗民，或以“出家为僧”为要挟，或以“人人可出而炎武不可以出”为坚持，严正拒绝了与清廷的合作。斯同恩师黄宗羲也是坚决拒绝，但他推举了自己弟子万斯同。和力辞“鸿博”之选的人相比，参加推荐和考试的江南明遗学者更多。一年后，在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五十鸿博”被任命为《明史》纂修官，内阁学士徐元文被任命为监修官。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斯同即将北上修纂《明史》。斯同的十五位亲友同学齐聚黄过草堂为他送行。
众人在鄞江边上把酒言欢，依依惜别。彼时斯同与友人已走过半生，阅尽世事变迁，如今命途各异，令人不胜唏嘘。触景伤情之下，斯同提议仿古人绘图纪胜，随即请人绘作《西郊饯别图》并题文记之。这幅画作，让中秋月夜的饯别盛情定格并保留至今。一张张被勾勒出的面目，一笔笔被描绘的风光，稀释了日子里艰涩的苦腥。只要画作还在，曾经的记忆就不会远去，往昔的情谊就成了一个充满敬意的回望。如今，这幅画作留存于宁波市白云庄浙东文化研究馆内，由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秦康祥之子秉年先生于1995年5月捐赠给天一阁博物馆。三百多年过去了，曾经的人已不在，只有那画中人与今天的我们共享这一轮皎皎明月。
时年斯同的老师黄宗羲已年近七旬，身为他史学第一传人的斯同将以布衣身份进入国家史馆，执掌朝野上下共同关心之笔，也使老师为之骄傲，这位大儒赋诗为弟子壮行：“莫道等闲今夜月，他年共忆此良辰。”
抵北京后，斯同毅然拒绝了监修官徐元文提出授予他翰林院编修官的好意，“吾此行无他志，显亲扬名非吾愿也，但愿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报先朝矣。”他向徐元文提出，一“不署衙”，二“不受俸”，就此住进徐元文在京私邸碧山堂。
这一年，斯同四十二岁，他的儿子万世标刚好在故乡出生。他抛妻离子，寓居京城，开始了人生最崇高而艰涩的追求。
找到践行一生的志愿并非易事。面对未知的付出与收获，舍弃当下的闲暇与自在需要有滴水穿石的毅力。这条路上，他注定是独行者。这条路，却是属于他的莫比乌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