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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天下兴亡，毕竟匹夫有责。

对于烂到骨里的明王朝，之瑜或许已经心灰意冷，但他熟读经史，清楚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

作为一个未曾享受过朝廷俸禄的贡生，改朝换代之际，他诚然有理由冷眼旁观，但作为一个读书人、孔教的信徒，华夷大防深入骨髓，对于清军入关，他绝对不会坐视。

这固然来自之瑜与生俱来的血勇与坚忍，也与恩师们用生命对他的激励有关。

他的三位老师在崇祯年间都做了官，朱永佑和张肯堂还做到吏部侍郎、福建巡抚这样级别的大员。清兵入关后，三人都在舟山组织抗清战争，1651年兵败后，朱永佑力竭殉难，张肯堂阖家自缢，吴钟峦则入文庙，抱着孔子牌位自焚而死。

朱、吴、张三人牺牲的舟山，是鲁王的根据地，他们都奉其为主。北京陷落之后，明室出现过好几个政权，比如南京的福王，福建的唐王，浙江的鲁王。对于鲁王政权，之瑜的态度有些微妙。或许是受老师的影响，或许是家乡情节，虽然依然不肯出仕，但态度明显缓和许多，并未像福王召他时那样撒腿就跑，而是说了一些天下沦丧，只有复国雪耻才是第一要务，其他事以后再说之类的场面话，还和鲁王的许多将领结为生死之交，为其出谋划策，做了很多事实上的工作。

被安南国王羁押那次，他甚至一改初衷，接受了鲁王的任命，还写了一封披肝沥胆的《上监国鲁王谢恩疏》。在疏中，之瑜详细陈述了自己的出走海外，并非远遁避难，实乃寻救国良策，“臣虽无节义文章，足副主上梦寐延伫之求，至于犬马恋主之诚，回天衡命之志，未尝一刻少弛也。”并承诺一有便船，便回国效力：“意欲恢宏祖业以酬君父，以佐劳臣。”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之瑜的这次应征，主要还是借助南明朝廷的声势，令安南王有所忌惮，不至于真下狠手。

这种推测不无道理。据记载，接到鲁王的敕谕后，虽然条件简陋，但他还是“巾衣香案”，面向东北三拜九叩，戏做得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