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忧民甚己溺”
靖康之难后，宋高宗至南京应天府登基，建立南宋。之后又一路南徙，最终在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在张孝祥生活的年代，南宋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的边界，偏安一隅。南宋史学家将宋高宗赵构重建宋王朝称为一次“中兴”。对于南宋，其实中兴是一个没有希望的词。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给人希望，或者是好像看到了希望，最终却注定希望破灭的词。战争的阴影，民生的凋敝，亲人的流离，都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煎熬。建炎初年，张家定居明州后，父亲张祁带着一家人寄居僧舍，生活窘迫，伯父张邵被朝廷派往使金又多年未归，祖母冯夫人担心他生还无望，做主让张孝祥承祧了伯父的宗嗣。父亲张祁才学颇盛又“负气尚义”，伯父张邵为国事果敢勇毅、“视死如归”，张孝祥在家国之难和贫苦忧患中长大，又在亲人的耳濡目染中以父为师，他精进求学，还很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联系起来，期待建功立业。
绍兴二十四年（1154），例逢朝廷科举。那时秦桧已专国多年，他想利用科举“潜规则”让孙子秦埙中状元，先是在礼部会试中使用阴私手段，取消陆游的入选资格，为孙子扫除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又与亲党们密谋筹划好了下一步的布局。而殿试时，在高宗的亲临下，最后的名次是孝祥第一，曹冠第二，秦埙第三，这让秦桧在朝野中大煞威风。年轻气盛的孝祥随即上书为岳飞喊冤，拒绝了曹泳请婚，彻底得罪了秦桧及其党羽。
后来张孝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某乡持末学，辄冒首科。触宰路之虞罗，陷亲庭于狴犴。”他感叹自己一介文人偶然及第，触碰了宰相秦桧的利益，深受其害，却又无可奈何。所幸的是，秦桧不久就死了，张孝祥虽然没有遭受到更大的打击，但“利与害”仍然是官场的争端，“和与战”仍然是矛盾的焦点，他有时被议和派“穷追猛打”，有时又会被主战派“祸及池鱼”遭误伤，忽起忽罢，几经谴谪，仕途坎坷困顿，壮志难酬。
即便如此，张孝祥始终以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建功入世的志意，在为官生涯中践行着“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入仕后，在朝中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中书舍人等职，“居庙堂之高”时为家国计上书言事，敢于批判苟且偷安的投降派，极力主张“益务远虑，不求近功”，建议选才择将，整饬军务；转任地方“处江湖之远”时，仍以勤勉之思执事，治理水患、赈济灾民、锄抑强暴，颇有政绩。宛敏灏在《张孝祥词笺校》序言中言其“治有声绩”：“连守三州，其施政颇能因地制宜，重点各别。静江有少数民族问题，故颇重视张仲钦之行边，予以很高评价；潭州如能年丰民足，便可消弭起义，故致力劝农；荆州则须内外兼顾，既要关心民瘼，又要备敌防边。”史称张孝祥“奋起于荒凉寂寞之乡”，他也常说自己祖上“世代为农”，“本是耕田农，饥寒实驱胁”，对下层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他作《再用韵呈仲钦元顺》诗赞张仲钦，“忧民甚己溺，稽古乃心醉。天衢行日月，发轫从此始”，赞美张仲钦关怀民众疾苦胜于关注自己。主政地方的时候，他以仲钦为榜样，不遗余力勤政爱民，深得民心。
任职抚州时，他发现这里“户乏中人之产，府无经月之储。贫吏乾没，既不哀杼柚之空；齐民无聊，皆去为囊橐之盗”，勇于揭露赃吏贪暴的现实，呼吁官府要理财以义，减少百姓负担。其间虽事务杂冗，仍在临川修建鲁公堂，纪念唐代宗时在抚州当过刺史的颜真卿，想以此来开启尊重先贤之风，激发民众的忠愤之气。离开抚州时，当地百姓自发“夹道送别”，此情此景让他感怀，作《去临川书西津渔家》，写下“无端此地成留滞，定自从渠有宿缘”，表达了自己转任多处并不是朝廷对他的放逐，而是与此地有缘，也流露出真诚的不舍。到任平江熟悉情况后，他专门向即位不久的孝宗递了《乞不催两浙积欠札子》，请求全免或者暂缓当年以前所有的租税，为遭受水灾的两浙百姓发声。他的奔走和坚持，成功让朝廷免了税赋，惠及两浙百姓。在潭州主政时，他更是践行“为政简易”，既不横征暴敛，也不严苛刑法，还筑敬简堂招徕四方学者，既可切磋学问，也可助益政事。赴任荆南那年，江陵城遭遇大水，冲毁江堤，城墙岌岌可危。张孝祥仅用了四十天就筑成高大坚固的新堤，解决了水患。了解到溃坝的原因是负责修堤的官吏把民夫挪作私役，“只清杂草”不做建设后，特作《金堤记》，建“青白亭”，取杜甫“江湖深更白，松竹远微青”的诗意，刻下江堤屡屡溃毁的原因，痛陈徇私舞弊之害，昭告属吏引以为戒。
在《抚州到任谢表》中，他表示要“求民之瘼，稍更珥笔之风；胜己之私，切谨佩韦之戒”，意思是自己要放下史官的笔，沉到最底层体察百姓疾苦，还要自我规诫，改掉急躁的毛病。经历过人生的腾起和罢谪的打击，他也在反思过往。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被重新起用知抚州后，又断续在平江、建康、静江、潭州、荆南等地任职，他始终脚踏实地，恪尽职守，并不是很在乎调任和罢官的“宿命”。《信谱传》褒扬他“莅事精确，老于州县者所不逮”，出守之地“百废俱兴”“民得休息”，留下很多佳话。他感受过最底层百姓最彻痛的苦难，感受过最真诚最热烈的欢送，他也把一颗为民的心贴在大地上，用强大的精神韧性，担荷起自己乱世之中壮志难酬的一生。
“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鳞鳞细浪”，写下这句词的时候，张孝祥在黄陵庙遭遇风浪阻船，已滞留多日，原是一句达观风趣的抒怀调侃，未承想两年后一语成谶。乾道五年（1169）三月，他从荆州离任，转经岳阳、黄州、江州，游庐山，后返回故乡。六月，同年进士虞允文途经芜湖时，张孝祥不顾自己尚在病中，在一艘小船上为其设宴叙旧。席间既有老友相见的蓦然之喜，也有对当朝主和论调的无奈之恨，暑热加上体弱，以至于张孝祥“卧空舟而倏逝”，死生契阔仅在俯仰之间！
“波神”无情，一语成谶令人扼腕伤悲。“波神”亦有情，总会在月明之夜，请来月光铺就一条冰雪般洁白的路，渡引那颗澄澈的诗心，回到他曾经眷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