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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瑜漂泊海上的十多年，人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都是他自己说的。然而，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对这段经历遮遮掩掩，笼统带过，显然有些讳莫如深。

这无疑是一种经过筛选后的自我塑造。比如安南的闹剧，就有观点认为，真实的情况可能没那么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之瑜夸张的演绎。

还有人认为，之瑜所谓筹集军饷，实际上就是做海商生意以筹军饷。这本来就是崇尚经世致用的浙东人的特长。但混迹于商贾群中买进卖出，毕竟有些跌份，远远不如在安南王宫中舌战群夷的形象高大。他很清楚亮出什么，藏起什么，对添加自己的光辉最有帮助。

总之，这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绝不是三家村读死书的迂夫子。

他对时事的研判也很准确，总能敏锐地察觉到危险，及时脱身逃离。比如福王弘光政权，只坚持了一年，倘若当时应征出仕，免不了玉石俱焚。清军攻打浙东时，他其实也在舟山，但提前一个月就预料到大势已去，不顾王翊等挚友的苦留，星夜出走，没有陪着三位老师殉难。

——兵败之后，王翊被俘，遭箭射、剥耳、割额、劈脑的酷刑而就义，时值农历八月十四。之瑜闻知痛哭失声，自此终身中秋不再赏月。

公元1659年秋天，在厦门郑成功军中的之瑜，又筹划起了出海。张苍水等战友劝他留下来继续一起抗清，但之瑜以在这里“无田可耕，不能自食其力”的理由坚持要走；张苍水说你可以去打鱼，他回答道，“捕鱼舵梢，与劫盗无二，不可为也”。这套说辞，连郑成功的部将都听不下去了，当面责备他临阵脱逃，有负君臣朋友的大义，之瑜唯唯，但最终还是登上了前文提到的那艘福建商船。

之瑜离开一年半后，郑成功主力退出大陆，转战台湾，包括厦门在内，华南沿海渐次被清军占据。

虽然身处激流，但他与真正的风暴中心，始终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一面拒绝，一面担当；一面担当，一面又逃避。之瑜的人生矛盾而纠结。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他称为“畸儒”，大概便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