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党 人
崇祯元年（1628）五月的一天，虽是晚春天气，却已热得异常，没有一丝的风。
公堂之上，大明王朝的刑部正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两个人犯披枷戴锁跪在一旁，另一旁则跪着怒目圆睁，血丝满眼的少年黄宗羲。这类庭审本来就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氛不会太好，但任谁也想不到，接下来发生的惊人一幕。
审问之际，黄宗羲突然拿出预先备好的袖锥，冲向许显纯，瞬间致其血流被体。
庭审一片混乱后草草收场，被人按倒在地，仍义愤填膺的黄宗羲，脑海中不断闪现祖父写在门楣之上的“尔忘勾践杀尔父耶？”
数天以后，在朝廷审问许显纯的爪牙叶咨与颜文仲时，黄宗羲与朋友又一起冲了上去，致令二者“立时而毙”。
何以如此？只因这些人正是黄宗羲的杀父仇人。
黄宗羲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初五出生在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他的父亲黄尊素这时候还在家攻读。两年以后黄尊素以科举入仕，1623年，他奉调入京，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命运的齿轮缓缓转动，十三岁的黄宗羲随父入京，全然不知此行将改写他一生的命运。
当时朝廷党争渐趋白热，一方是以魏忠贤为核心的宦官集团，背后是并不太认字的明熹宗，另一方则是著名的“东林党”，也就是文官系统，两方相争的实质是君权与士林的斗争。
黄尊素入京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东林党人，黄家也因种种机缘成了东林党人聚会的固定场所，小黄宗羲身处其间，耳濡目染。从大家神秘紧张又慷慨激昂的表情中，他猜测大人们正在密谋什么大事，然而这种神秘没有持续太久，还没等黄宗羲猜出谜底，黄尊素就被削职回家，隔年（1626）被捕，三个月后惨死狱中，黄宗羲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党祸，这对他来说，无疑是第一波天崩地解。
寡母幼弟，小家庭风雨飘摇，十六岁的黄宗羲不仅要承受丧父之痛，还要担起属于父亲的重担，艰难可想而知，因此，当宦官集团失势，朝廷昭雪之际，他内心激荡，抱着必死的信念要为父亲讨个说法，因此才有开头锥杀奸党的一幕。
正因这惊人之举，使“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借着京城诉冤这番共同经历，东林党的后人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圈子，他们同仇敌忾，联合行动，结成了深厚友谊。如果说从前，党人还是父亲们的遗产，那么现在，他们也是党人了。
崇祯三年（1630），经人介绍，黄宗羲加入了以张溥为首的复社，与陈子龙、吴伟业、沈寿民等过从甚密。这前后，他还在杭州多次参加孤山读书社，与一众复社名士读书论学。同时，据其文集显示，似乎他还与兄弟一起，在南京、宁波、绍兴等地积极参加复社活动，所谓“无月无四方之客，亦无会不诸子相征逐也”。
宦官集团虽然倒台了，但余孽尚存，作为东林党人的黄宗羲自然参与到一系列斗争中，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桃叶渡大会和防乱公揭。
崇祯八年（1635）的端午，秦淮河上，由冒襄组织，魏学濂发帖，大会同难兄弟于桃叶渡。这般聚会，诗酒风流，本是文人举子寻常举动，此次却有非凡意义。原来魏学濂到南京参加考试，一度因为宦官余孽阮大铖而非常紧张，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平稳考毕，当然要庆祝。
因此，这不仅是东林后学的一次力量展示，也是对余孽阮大铖“气焰反炽”的一种对抗。
如果说这次事件还是一种试探性的示威，那么《留都防乱公揭》就是黄宗羲等人的斗争宣言了。
阮大铖面对复社兴盛，在怀宁成立中江文社，在南京广结权贵，收买官员甚至复社人士，企图抗衡复社，大有死灰复燃之势，于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复社中人发起声讨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揭》，该文由吴次尾起草，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孙子顾杲领衔，黄宗羲大概是因为替父讼冤的名气，签名比较靠前。文章直接揭露阮大铖与阉党的关联，使阮氏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复社这种大无畏的君子正气，吓得阮大铖蛰伏牛首山寺庙几年不敢出来活动。
明朝灭亡以后，阮大铖与复社的斗争依然在延续。马士英与阮大铖因为拥立福王即位有功，独揽南明朝廷大权。国破之际，阮大铖等人首先想到的是迫害复社中人，他们编造《蝗蝻录》，在朝廷大肆诽谤，并按照《留都防乱公揭》的签名名单，一一网罗，黄宗羲和顾杲一起被捕，直到弘光政权瓦解才得以脱身。
自十七岁入京诉冤，到三十四岁脱狱返家，党人生涯贯穿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这段时间是黄宗羲人生的成长期，激烈的政治斗争也将他历练得更加成熟。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也受到很多知名人士的照拂指点，如父亲的朋友刘宗周，对父亲钦慕有加的陈继儒等。但此时的黄宗羲于学问上并无太大长进，也没有时间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