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冬季
姚十一 文
屠隆
1543—1605
明朝传奇作家、戏曲家
我已是一具残骸。疼痛和腐朽将身体一点一点蚕食。被褥刚刚换过，干燥，散发浓烈的熏香，只是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脓水浸染。郎中刚刚离开，我劝他不要再来，我的病，来自骨髓深处，来自过去，无药可医。
院子里传来孩子的笑声，柔卿起身出去，笑声消失了。我想告诉她，我想听他们笑，而不是哭。
“喝点稀粥吧，父亲。”玉衡的声音。
我闭上眼。他才二十五岁，那么年轻，就要失去父亲了。我为他难过，哪怕是一个有着坏名声的父亲，也多少是种损失吧。
“我再为您焚一炷安息香吧。”玉衡说。
我教过他的，他都记得清楚。
“黑芸香要选河南短束城上王府的，琴材里铜面梓底的最好，……藏书得趁梅雨之前晾晒入柜，放芸香、麝香和樟脑，用纸糊住缝隙，对吧，父亲？”
我点头，他的确认透着告别。
大约过了半日，又或许只有一会儿，我觉得冷。
“是下雪了吗？”我问。
“八月里怎么会有雪？”
“我听见下雪的声音。”
“您一定听错了。”
我分明听见了，那确是脚踏在坚硬的雪上，和冰块断裂的艰涩声响。过去的声音慢慢来找我了。它们潜入无法启齿的伤口中，和这具身体一起，控诉我放浪的一生。
我的故事从冬天开始。
那是二十八年前。万历五年（1577）十二月初八，我离开桃花渡，踏上通往京城的路。那年我三十四岁。天气很冷，梅花已白，妻子柔卿为我挎上行囊，这份囊装，家里备了足足一月。瑶瑟没有哭闹，她才三岁，却已懂事，那时的她也很健康，会背几首小诗。当时的我，无法想象她会在二十七岁的年纪离开人世。
长风呼啸，一路北上。半月后，船行至姑苏，停靠在阖闾城下。没日没夜地赶路，我头疾发作，在水声和城上的人声中昏昏睡去。恍惚中，有人唤我的名字。睁开眼，面前是一张俊而不羁的脸。这张脸在往后的日子里时常浮现。他说，他叫王樨登。我一下子反应过来，自己已身在苏州了。王先生师从文徵明，名气远在我之上，他屈尊到来，我又惊又喜。他带了吃食，又将我扶起，那晚聊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但他的到来，使我忘了病痛，忘了身处简陋小舟，忘了是在寒冬的夜晚。他是我进京赶考路上交下的第一个朋友。第二日，他目送我离开，告诉我回来时还在老地方等我。
船行至晋陵是最冷的时候。河面结冻，风从木板缝中灌进来，冰面破裂的声音像缓慢拉出了一把锯子。如果船在寒冰中停滞不前，我也许会冻死在河上。我只好和船夫一起用镐凿开坚冰，辟出一段窄窄的通道。碎冰块浮在水面，我随手抓住一块，抛向冰面，它顺势滑行，迅疾如风。船夫说，你是我载过最惬意的客人。我说，这是我坐过最摇晃的船。
第二十三天，船行至扬州时，已是除夕夜。岸上有烟花。船夫把缆绳系到岸边，下船去买春联和芝麻秆。我独自守着船上的行李，从行囊中翻出一只柑橘，是瑶瑟悄悄塞在我的书箧里的。橘子一瓣一瓣入口，这是我品尝到的最初的牵绊滋味，这种滋味在未来的日子里逐渐被欲念和求道的渴望取代。如今回想，那时的我，那条路，是那么干净质朴。我情愿一直在路上，心怀憧憬地往前走，心里装着甘美的想象——如期抵京，参加会试，参加殿试，看看京城的天，走一走京城的路。努力做好一个儿子，一个丈夫，把生活没有赋予我们的东西慢慢填补。
船上的日子，我总是想起父亲。我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母亲生我时已四十五岁。我六岁入里塾，十四岁得秀才，乡里人常常拿我和父亲比，说父亲有个好儿子，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父亲已经老了，他的人生早就望到尽头。父亲年少时喜欢四处浪迹，骑马持弓，行侠仗义，之后静心读了几年书，终究没能走到功名这条路上。成家后，跟着乡人做买卖，每每下海捕鱼，别人满载而归，他却险些让风浪掀翻船只。父亲不是读书的料，也不是经商的料，但他是个有趣的人。他会讲笑话，爱侍弄花草泉石，无论什么难事，他都一笑了之。“无肠公”的美名不是白得的。因而他的死亡，也多少带点漫不经心。二十四岁的一个夜里，我梦见父亲。他痛苦地跟我告别，却仍像说一个玩笑。那时我在龙游开馆教书谋生，赶回家后，正是父亲头七。因为院中的几盆菊花失窃，父亲连夜陪守，不幸染上风寒。
除夕夜，下起了雪。我们抱着行李上岸投宿，旅店门扉紧闭，不是满客，就是价太高，不是我能负担的。祈求在堂屋歇一晚也不能够。我只好让船家打了两壶黄酒暖身子，船家说，上一次他渡举子进京会试，也是这样的飞雪，只是当时有客店住的，他有些埋怨，但我无能为力。我们在船上蜷了一夜。那晚，我梦到了父亲。
翌日清早，我们扫去船上的积雪，上岸买一天的吃食。商铺门前彩灯上斜斜地覆着一层白雪，穿着新衣的人用笤帚清出一条宽敞的走道。馒头铺热气腾腾，香料铺馥郁袅袅，卖冷肉的吆喝不迭。手捧神像版画的孩童一路跑跳着，头戴重瓣牡丹的女人和醉汉撞了个满怀。新年让人目不暇接，我不敢停留太久，用住店省下的钱买了一支京花发簪，一包蜜饯。
继续登舟北上，一路破冰而行。晚上，行至邵伯湖时，河道被坚冰覆盖，船行再次受阻，离岸又远，我们不得不在湖上过夜。我习惯了露宿，把自然当作房间，把船当作床，无论怎样都能睡得着。何况，有这样静美的夜色相伴。长堤如绢，冰白浩渺，无垠的暗夜里，炉子微弱的火光支起一片小小的天地，像极了新婚之夜，只属于两个人的秘密。我有些想念柔卿。她嫁给我时不过及笄之年，又小我整整十六岁，身上却有一种韧性的美，做事有条有度，为人安静自持。往后很多年，她也是用这种韧性陪伴在我左右，担待我的任性妄为。我罢官后，我们一起居家修道，她自此收起了那份美，不再对我敞开。
元宵，到徐州，又遇上大雪。我解鞍下马，在徐州停了两日，游览彭城故都。然后继续北渡黄河至山东，过河北浡沱河，二月初四，整整五十七日，终于抵达燕京。
如今，我仍然怀念这段漫长的旅程。穿过最冷的冬日，一个人应付寂寞、寒酸、头疾种种，内心却有简单的快乐。后来，再走这条路时，就不是这样的心境了。
“父亲……父亲。”玉衡在唤我。
眼皮和舌头往深处坠落。我得说些什么，好让他知道父亲不愿轻易死去。
“把《鸿苞》烧了。”
“您要什么？”玉衡凑近。
“把《鸿苞》烧了……”
玉衡不响。
“多言必失，不要自作聪明。”
“儿子知道。”
“戏班若能演就继续演，也是一份生计。若不能演，也别勉强，散了也好。”
“是。”
“香案，好好供奉。”
玉衡答应着。
远去的记忆在生命尽头破茧而出。
“许多事您都不必放在心里了。”
许多事，我都不必放在心里了，因为没有时间了。
我中年得志，中年失势，为官七载，罢官后一心扑在两件对立的事上：诗文和修道。修道之人要摒弃文字之欲，我做不到。这两条路我走得格外辛苦，直到此刻，生命之焰即将熄灭时，我仍然不确定，我是否走在正确的路上。
生命最后的十年，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这十年，是滚烫的，也是冰凉的。我忏悔、祈祷，一脚踏仙道，一脚入佛门；这十年，我诅咒、彷徨，沉溺欢愉，醉心戏曲夜宴；这十年，我只是我自己，不是谁的父亲，不是谁的儿子，不是谁的丈夫。我不顾一切地舞蹈，不顾一切地走在前面，却不知道前路为何路。
这十年，是在母亲离开后慢慢失控的。
万历二十四年（1596），深秋满月夜，红烛摇曳，执手盟誓，我儿金枢和沈懋学之女沈天孙的新婚之夜。孩子出生时，我和懋学兄就定下这桩婚事，如今礼成，也是对已故的老友一个交代。那晚真是高兴啊，四世同堂，亲朋满座，九十八岁的母亲也怯怯地讨了杯喜酒喝，我们都说，她能活到百岁。喜结连理的喜悦维持了一月余，十一月二十六日，初冬的冷冽刚刚降临，母亲在睡梦中离开人世。
我在冬天，埋葬了母亲。
母亲在时，觉得自己还年轻，是个孩子，无论如何，有母亲看着。在颍上和青浦做县令时，她时常劝勉我要勤勉，要清廉，要谨小慎微。她知道我的性子，过于狂放。母亲走后，我便不是孩子了。漫长的十年，我的生活陷入一片虚无。是因为母亲的离去，我才失去忌惮，成为现在的模样吗？不对，我只是做了一直想做的事。我成全了自己的狂浪，这最热闹，也最冷寂的十年，我是这样胡闹着过来的——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东南名士云集金陵。当时，朝廷新布恩诏，复了我的冠带，此时，距离我被罢官已整整十三年。朋友都替我高兴，说有望再入京为朝廷效力，是意外之喜。他们不知道，去京城的路有多长，有多冷。我将十三年前脱去的官袍重新穿上，前往夜宴。在场的人被我吓了一跳，他们杯中的酒惊落到妓女的衣裙上，我大笑起来，唤来寇四儿，她为我斟酒，我为她吟诗：了相思，一夜游，敲开金锁纽，正逢夤夜夕阳收，柳腰儿抱着半边，红唇儿未曾到口……什么恩诏，什么抱负，什么官衔爵位，不过是黄粱一梦。他们都说我醉了，不知道反省吃过的亏，他们把我吃的亏都归于这些狂语淫词，我偏偏不在意这些，我会因为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成为历史的边缘人物，我的狂妄会覆盖我的才情。我知道，但那又怎样。他们未必敬我，但这样的我他们一定爱看。
如今，我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徘徊在记忆的迷雾中。我渐渐看清，我的痛苦源自我追求了不该追求的事物。我被所求之物奴役一生。
我四十奉道，五十四岁长斋持戒，因罢官早，生平所寄唯有三教和诗文戏曲。然而，昙阳子于其夫墓前坐化后回转度人之期遥遥无望，金虚中的道法又虚幻模糊，龙沙之谶一次次落空，入仙门的愿望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我一度怀疑，只是凭着悟性和运气摸索，有可能走向完全相反的路。我奉行痴愚、拙朴，我苦修内外丹道，希望离佛更近一些，离道法更近一些。可是我一无所得。好在后来，我终于找到修道和诗文之间的桥梁。五十六岁那年，我写成《昙花记》，颇为自得。世人都喜欢歌舞，我便以戏事佛，用传奇阐释佛理，千百人中有一人因戏而改，便是我的功德了。自此，我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寄托。
万历三十年（1602）中秋，那天是晴天，我和曹能做主人，设西湖大会。泛舟品茗后，我携自家戏班在金沙滩陈氏别业演《昙花记》。好友冯梦祯、俞安期、沈德符也一同观赏。他们知道我对演员有要求，演员登台前均需斋戒，不能行淫欲之事。可他们却不知道我对观众也有要求，我说，看到圣师天将登场，各位需起身立观。朋友们都觉得理应如此。
我的戏台，风雷、烈火、巨蛇、猛虎、鬼兵轮番上演，观众沉醉其中。我的戏台，有生，有死，有幻象，有现实，有度人的箴言和秘密。至尽兴处，我装扮成伶人的样子登场，台下立刻掌声雷动，我和他们打成一片，我在自己的戏中哭闹，大笑，真是痛快。
秦氏园、凌霄台、烟雨楼……我带着戏文从一个舞台上去，从另一个舞台下来，可是观众里没有母亲，她那么爱看戏，却没能看到儿子自己导的戏。
今年夏天，我完成最后一部戏曲《修文记》。五年前，瑶瑟死了，这部戏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怀念和祝福，我希望她像戏中人一样，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幸福。
玉衡说很多事都不必放在心里了，我知道，他说的，不是戏，不是佛事。
“有京城来的信吗？”我问玉衡。
“只有汤先生的，您已经读过了。”
“今早我听见送信的屠六和你们说话。”
“他只是经过，小驻了一会儿就走了。”玉衡漫不经心地看向窗外。
他不喜欢京城。母亲和柔卿也不喜欢。万历十一年（1583）秋，我从青浦调至燕京，擢升为礼部仪制司主事时，玉衡才三岁。京城漫天的风沙和雨后的泥泞让人苦不堪言，但看不见的危机才是它真正的匕首。
初为京官，礼部的事务不多，闲暇的时候，除了焚香读书，就是和京中好友喝酒观曲儿。我虽俸禄不高，又没有什么积蓄，但时常和朋友们相聚一处。一次在酒楼请朋友吃饭，酒钱不够，不得不把腰间的银带解下，剪了些银子作酒资。王季夏太史还为此写了一首《销带行》记录我的窘况。虽然贫苦，却不妨碍客人登门，加之当时我小有名气，性格洒脱，因而相知往来者众多。
第二年春天，前首辅张居正被抄家，几年前，好几位朋友因为弹劾他夺情而被贬，如今，两千四百余两黄金，十万七千余两白银，首饰、玉带、蟒衣、珍珠、玳瑁都成了他重罪的佐证。我听刑部董郎中描述时，被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深深震撼，我无法描述这是一种骇人的振奋还是庆幸。
在礼部供职时，我认识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汤显祖。显祖小我七岁，是新科进士，我到礼部时，他恰巧在礼部观职实习。我和显祖一见如故，互赠诗文。后来我两次去遂昌找他，我们一起研读董解元的《西厢记》，批阅校注，畅谈心得。我们坐船去松阳，听周宗邠抚琴，吃麦豆饭。也曾在读到好友丁此吕被诬留下的诀别信时相拥而泣。
另一个是西宁侯宋世恩。
在礼部供职的第二个秋天，李言恭说要介绍一个大人物给我认识。李言恭口中的大人物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叫宋世恩。他的先祖曾在永乐年间以征西功封西宁侯，他的父亲承袭爵位不到两个月就病故，因此他三岁袭爵，从小便熟稔纸醉金迷的生活。李言恭把我介绍给他，是因为他需要一个教授诗文的老师。我初见他时，觉得他很好相处，谦恭儒雅，立志要脱去貂裘，做个真正的诗人。我自然不敢当他老师，就以兄长自居。后来，他大摆宴席，邀请我和一些布衣诗人相聚，喝酒谈诗，作乐听曲。他知道我喜欢戏剧，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叫我指点家乐，我有时也会换上戏服，扮作伶人登台入戏。
那个秋天，酣歌达旦的日子我无法计数，我和佘翔、黄之壁经常出入西宁侯府邸，直到深夜才回。我喜欢侯府的白苎、扇箧，喜欢热闹，喜欢和少时完全不同的生活。后来，我们的交游不再局限于个人，我认识了宋世恩的妻子，她通晓音律戏曲，常在帘后听曲，有时候会慰以香茗。一次，小侯爷说要来家中拜望母亲，想到要为了一点可怜的体面，柔卿便要典当首饰，惶恐多日，好在并未成行，免了我的尴尬。
重阳日，我和小侯爷、佘翔、娈童采菱一行三十余人登西山。席间，采菱行酒，客人每喝一小盅，他陪一大杯，喝完一巡的时候，小侯爷因和客人说话，没看到采菱行酒，怎么也不信他的酒量，后来，采菱又喝了一巡，小侯爷连声赞叹，竟然脱下蟒衣，送给采菱。我们说，既然得了蟒衣就不能徒步了。于是小侯爷把马也给了采菱。
夜宴支撑着京城枯燥的生活，直到万历十二年（1584）十月二十二日，这种热闹被彻底击碎了。
一张弹劾的诉状递到圣上面前，上疏的人是刑部主事俞显卿。我对这人的记忆停留在青浦，那时，他曾带诗上门求教，我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诗，只是应付了事。可现在，他给我的罪名是：淫纵。
俞显卿控诉我和小侯爷借游宴携通家淫乱，我和宋夫人亦有不轨，在他的诉状中，侯府成了翠馆，官署成了青楼。两日后，我整理思绪，上疏自辩，可处罚已经下来，圣上将我革职斥逐，小侯爷罚俸半年。告状的俞显卿本人竟也被革职削籍。
我从来知道，混迹官场，必须无皮无脸，无心无气，无肝无肺。我不喜欢迎合，也不喜欢伪装，对我来说，罢官算不得什么大事，它迟早会到来。真正令我无法承受的是，将我驱逐出去的是一个丑闻，一桩不了了之的官司，没有人听我说话，没有人和我对质。人们对“淫乱”的畏惧和信服，远远超过了杀人纵火，人们对道德捍卫的需要远远超过了对真相的渴望。
十一月，寒意渐起，我为母亲戴上绒帽，扶柔卿和孩子上车，采菱还了马和蟒衣，一起踏上离京的路。
我从庶人到六品官员用了二十年，从官到庶人，却仅用了两天。我给最重要的朋友一一去信，我写给王世贞，写给王锡爵，写给胡同文，告诉他们被诬的始末，我需要有人和我站在一起。我为人疏狂，好风月之事，像我这样的人，绑上一个丑闻，似乎理所当然。他们是否信我，信几分，我不确定。
那个冬天，我们在离京不远的潞河边暂住。十二月，河风刺骨，桌椅都是冰凉的。柔卿炖了白菜汤，一家人挨着炉子冒出的白汽取暖，像回到生命的原点。母亲望着结冻的河面感慨，她和柔卿来京的时候，船被巨木撞破，带来的书籍都淹入河中，这果真不是一个好兆头！当时她害怕极了，不是怕自己死掉，而是怕丢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也是我最骄傲的珍宝。我们怀着对彼此的愧疚和无法诉说的心事度过了冬天。
春天，潞河解冻，我解开缆绳，任船南下。
“父亲一定在名单里。”玉衡说，他的声音越来越不真切。
“父亲那么多年潜心修道，一定能得偿所愿。儿子昨日去天童寺，回来时遇到一个白须僧人，他面容青春，哪里像七十的人，想必和聂先生一样，是位高人，儿子让他卜了一卦，他说近日家中有喜事，想必父亲……”
他努力说着我想听的话，我知道自己这一口气不长了。
六十二年，一路走来是平顺的，也是艰涩的。中年得意，少时落魄，受人爱慕，也遭人诋毁，偶尔富足，时时拮据，相逢的喜悦和死亡的痛苦谁也没有更胜一筹。在旁人看来，我的一生无尽热闹，随心所欲。可对我而言，我只是痛苦地平衡着各种关系。我将儒学视为嘉谷，将佛教道教视为甘浆，来平衡儒释道三教的关系；我将著书的伎俩变成阐述修行的工具，从而弱化文字之欲和修道的矛盾；我将饮酒作乐视为人生得意须尽欢，用来抚平禁欲不成的羞愧心。我让所有需要变得合理，我说服自己也试图说服别人，这便是我这辈子在做的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事。我在对立的事物中彷徨三十余载，辛苦寻求化解之道，可是啊，我不禁要问，是谁将它们对立起来的呢？这所有的一切有没有可能是徒劳一场呢？度过一生最好的方式是怎样的？我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并不确信，只有等待时间的解答。它会证明给后来的人看，我漏洞百出的一生，究竟值不值得。
“父亲……儿子还有一事。”
我用一个艰难的吞咽回应。
“那几个孩子，怎么打算好？”
“汤科和陆瑶……你帮忙照看，他们要是有难处，你不要推辞。”
“儿子知道。”
“你们兄妹三人相互扶持，多走动，不要失散……”
“是。”
“我的病，不要再和外人讲了。”
“是。”
柔卿把念珠塞进我的手心，我想握住她的手，她退开了。孩子们来到我身旁，口口叫着爷爷。
我的故事从冬天开始，注定要化成一场大雪落下。
“冷……”
“父亲，睡吧，要下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