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阔　别

在最后十年的修史生涯里，斯同的才华与品格越发为京城的文化圈所熟知。他依旧积极从事着自己的著述，应邀参加着各种讲学和聚会。和从前一样，他也依旧与达官显贵们保持着清晰界限，清贫而苦涩地隐学于这繁华喧闹的京城。

曾经的“五十鸿博”早已四散天涯，“有告归者，有死者，有充试差者，有出使外国者，有作督学院使者，且有破格内升京堂，并外转藩臬及州府者”。总裁频繁易主，纂修官星散零落，只有斯同这一介布衣隐忍史局，字斟句酌，伏案笔耕。在这样苦楚的坚守中，现实的无奈让斯同越发感到无力。时任总裁官的王鸿绪，对史事的裁决倾向于遵循清政府的意愿，这与斯同主张保持真实的理念相去甚远。

亲历南明历史舞台的斯同，耳闻目睹南明从弘光到永历政权坚持反清复明，播迁南方数省长达十七年。眼看着《明史》无法据实书写南明历史，斯同开始私修南明四朝史书，并把目光投向与当下有着惊人相似的宋末元初这段历史。

对史实的执着追求与对当局的反抗激发了斯同的疯狂书写，他把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都给了三部宋元忠义史著——《南宋六陵遗事》《庚申君遗事》和《宋季忠义录》。“明之季年犹宋之季年也，明之遗民非犹宋之遗民乎？曰节固一致，时有不同。”斯同笔下宋元易代之际仁人志士和隐士遗民的故事，共同见证了贯穿古今的历史精神，也见证了历久弥新的故国情怀。斯同的史著里，饱含着遗憾、悲痛、屈辱、自责。他守护着和自己经历如出一辙的悲壮历史。

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的一天，斯同的仆人梦见身着明朝衣冠的数十人进入斯同寓所的堂屋。先来的一个个作揖而去，最后有数人不但不作揖，反而开口骂人。第二天，仆人移至堂屋，又梦见相同场景，而且骂者还冲入斯同卧室，樵案碎椅，毁坏书籍而去。仆人惊醒后，看了一眼病卧床上的斯同，他的书籍果然散乱在地上。顷刻，斯同竟溘然而逝。一代风流尽，生死怜羁客。终年六十四岁的斯同就这样客死京师，身边无一亲人。

人们把这位杰出的史学家葬在宁波府奉化县莼湖岙乌阳观山南麓。因斯同生前入赘的第二位妻子傅氏是莼湖岙人，他死后便归葬于此。

乾隆四年（1739）七月，武英殿校刻的《明史》全数完稿，基本按《明史》王鸿绪稿削成，将“明亡”时间断在崇祯之死，成为中国古代最后一部“正史”。领衔修史的内阁大学士们开列了雍正至乾隆两朝参修《明史》在职史官的名字，并无一字提到曾为《明史》呕心沥血的布衣“史官”万斯同。

殿本以后的《明史》，最终恢复了明朝“忠义”历史的地位，不惮为明末清初抗清人臣树碑立传。全书之《忠义传》《孝义传》《列女传》共二十多卷，悉数记载了三千多名“忠节”人物。斯同生前对《明史》最朴素的愿望至此得以实现，他与命运的交锋终于落幕。

升沉物故，风流云散。在生命和史学的极限处，斯同终于能写下：“我活过”，并且“我重建了打碎后的新生”。

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六十四年的生命历程中，万斯同由一代遗民踏上他的莫比乌斯之路，凭一袭布衣完成与新世界的斗争、碰撞和包容。胸怀万千丘壑的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他对“故国”的满腔热忱，化为莫比乌斯环中亘古永恒的故事。

人生飘忽百年内，万斯同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君子风骨。但生命的本色，从不是顽固守旧，恰恰是顺应时代潮流，在迭代交融的两个世界中找寻属于自己的出路，于新生中找到自洽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