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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五年(1536)秋,范钦来到阔别四年的京城,任职于营缮清吏司,负责营修宫府、城垣、坛庙。每个环节,经手的钱财不计其数。他犹豫过也彷徨过,但都是一闪念。他始终牢记叔父的教诲,不越雷池一步。
监督内阁工程时,他发现武定侯郭勋有贪污迹象,便联手同事俞咨伯实名举报。可几个小小的员外郎,怎抵得过皇亲国戚的威势?他们不仅没有扳倒贪官,反遭其谗言诬陷。
庄严的紫禁城午门外,他们趴在长凳上,遭受着廷杖。一下、两下……不仅斯文扫地,皮肉之苦也难以承受。污浊的锦衣卫大牢内,他最盼望的还是属下前来探监。
那天,范钦打开一个小包袱,却是随州文人颜木的《送甬东先生擢缮部序》:
“子也临我,律身如干,持法如钟,词采如弼,祇严庄重,惠厚宣朗,悯旱赈贫……”。同时,他也得知,随州百姓还为他立了“去思碑”,称赞他的功绩。
他苦笑着摇摇头,感到了莫大的讽刺。
好在,时隔不久,郭勋被立案审查,范钦等人终于洗清了冤屈。
不久,范钦擢升工部郎中,可还未来得及庆贺,郭勋也被封为翊国公,加太师衔。他虽不能明着报复以往的属下,却绝不允许这些“孽障”再留京做官。果不其然,吏部突然下达命令,外放范钦去江西,任袁州知府。
他当然想不通,可还是于嘉靖十九年(1540)夏,挈妇携幼,来到袁州上任。
袁州历史悠远,又名“宜春”,偏偏这年遭遇了百年难遇之旱灾。他顾不上贬谪的郁闷,一边积极组织抗旱,一边效仿先贤,去山神庙祈祷求雨,安稳民心。三天后,上苍居然普降甘霖,百姓雀跃欢呼。
他不敢自恃有功,而是在府署院内立了一块“戒石亭”,以告诫自己,也告诫众人。这无疑犯了地方官的大忌。
袁州是严嵩老家。严嵩之子严世蕃,看上了县衙大街的一处繁华地段,想占为己有。范钦得知,坚决不允。严世蕃大怒,便要强夺。严嵩一番权衡,说道:
“范钦连武定侯都敢反对,你这样做,不是抬高他的声誉么?你要笼络他才是。”
范钦却不吃这一套,也不屑与之为伍。恰在这时,传来郭勋下狱的消息,范钦愈加自信,威望也日渐提高。
袁州素有“恶讼”之风,不少讼棍身挂墨笔,随意写状子、打官司,以此获利。范钦抓住典型,专项打击。他也意识到,治安需要整治,民风更需要教化。于是,他修府学、明伦堂,校刻文人书籍,感召一方民心。当时,熊士选是他治下的一位乡贤,耿直率真,诗文俱佳,他很是推崇,便亲自刻印《熊士选集》。
范钦热爱刻书的程度不亚于抄书。一拿起刻笔,他就进入了唯美意境:遒劲的笔画、舒朗的行格、俊秀的字体,将大千世界汇聚于笔端。天文地理、政事民情,自然风光、学人心灵。他常常坐忘于案前,天地仿佛从未存在过,他似乎一直都是文海书香中的一粒种子,只要有笔墨的地方,就会生根发芽。
不久,文集出版,引起了学人好评,既活跃了当地文化氛围,也是他在任时的文化成就。这期间,他又陆续收藏到正德年间的《袁州府志》、弘治十七年(1504)的《上海志》,这些都是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尤其嘉靖《莱芜县志》,还是蓝印本,字画清晰,刀法剔透,纸墨洁净,颇为珍贵。
嘉靖二十一年(1542),郭勋病死狱中,范钦与俞咨伯不约而同进京。
好友相见,聊起当年狱中情状,感慨不已。他也想知道更多内幕,便托人打听,居然得到了《武定侯郭勋招供》。
这是官府的内部资料,一般人岂能轻易看到?他视为上天所赐,彻夜抄录。一些意想不到的情节,令他难以自禁。从此,他就特别留意此类官书的收藏。
《刑部问宁王案》,是审问朱权五世孙朱宸濠党羽的招供记录,几乎不为人知。《张文博招》《靖江王招》《鲁府招》等,也都是官府的内部资料。诸如此类,藏书家即便有意收藏,也并非能够轻易获得。范钦却以特有的官员身份,设法将其收入了囊中。
渐渐地,他也意识到,在哪里做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独特的眼光与执着的精神。
嘉靖二十二年(1543),范钦袁州任满,擢升江西九江兵备副使。上任前,他回了一趟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