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贤有四海志
方孝孺《闲居感怀十七首》
困守故乡的日子单调而重复，上天却并未就此厚待于他，年轻的他遭遇了父亲与恩师相继故去的多重打击。
洪武八年至九年（1375—1376），对于方家而言，是多灾多难的两年。
洪武八年，为官清廉的父亲方克勤虽然考绩优良，却被同僚程某、杨某诬陷，先是被贬谪至江浦，到了年底，按照惯例可以释放回乡，却被牵连进著名的“空印案”。
所谓空印，就是在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案发之后，天子震怒，生性多疑的他无法容忍官吏利用空白文书簿册作弊，数千人被处以极刑，方克勤作为济宁知府，是主管印务之人，自然是要被处以刑罚的。
洪武九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方克勤离开了人世。
朝堂之上风谲云诡，或许是心有所感，洪武十年（1377）正月，已侍奉天子长达十九年的宋濂上书请求准予自己告老还乡，二月，“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离开了南京。
沿途走走停停，直到暮春时分，宋濂来到了金华，待到初夏之时，方孝孺亦来到了浦江郑家，从此，承学宋濂。
千里马终需伯乐慧眼。宋濂循循善诱，倾囊以授，而方孝孺不仅天资惊人，又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埋头苦读。
他度过了自父亲去世之后，最为宁静纯粹的一段时光。
方孝孺如同一块璞玉，在宋濂的雕琢之下日渐展露出华彩，不仅文采斐然，治国的韬略也一一显现。
宋濂曾说“晚遇小子，自贺有得”，且放言说，再过二十年，天下人都将明白方孝孺的不凡。两人名义上是师徒，某种程度上又如同父子与知己，宋濂对方孝孺的钟爱和惺惺相惜在浙东这片山水中显得如此动人。
珍贵的时光如此短暂。三年之后，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起。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又是一桩牵连广泛的大案，天子生性多疑，就连已经告老还乡的宋濂亦不能幸免。
幸得太子求情，宋濂本人免于一死，但他的次子与孙子均已受到牵连被诛杀，最终全家被流放到茂州（今四川北川、汶川及茂汶等地）。
此刻，年逾古稀的宋濂已是风中残烛，怎经得起这一连串的打击，加之行旅劳苦，他在途中一病不起，最终客死他乡。
连续失去至亲至爱之人，方孝孺内心的悲愤无人能猜度。
此后，他居于田园，著书、立说、讲学，他的家境越发清贫，遭遇着断炊、患病等诸多状况，甚至，又被牵连进一个官司。
当全家被带到京师，准备押送刑部之时，朱元璋在奏折上看到了他的名字，释放了他全家，而他年迈的祖母已无法经受如此折腾，不久之后便辞世了。
虽是一介布衣远离庙堂，却一再被命运之手拨弄。世间种种磨难，那也只能视为是对自己心性和气节的磨炼吧。
当然，也有一些快乐的时光。他结交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朋友，常常同榻而眠，亲如兄弟，经史子集无所不谈，国事家事诸事皆关心。在这将近十年的闲适时间里，方孝孺系统性地写下了一系列治世之作，如《周礼辨正》《石镜精舍记》《四忧箴》《君学》等等，阐述着他的所见所闻所思。
他在安静地等待着一个时机。
一个书生最终的抱负，终究是天下与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