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其顿人巴西尔一世（867—886 A.D.）
马其顿人巴西尔（Basil）的家谱（如果他的祖先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私生子，身为后裔子孙还是感到骄傲和自负）就最显赫的家族而言，等于展现出革命的真正图画。阿尔萨息德斯（Arsacides）家族是罗马的世仇，掌握东部的权杖将近四百年之久，帕提亚国王的一个旁支继续统治亚美尼亚，幸存的皇室后裔是在帕提亚人灭亡以后，对古老的君主国加以瓜分并且奴役。其中两名成员阿尔塔巴努斯（Artabanus）和切利恩尼斯（Chlienes）逃亡或退避到东罗马帝国，利奥一世把他们安置在马其顿行省，赐给丰富的奖赏和土地，让他们可以过安全而舒适的流放生活，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成为他们最后的居留地。他们经过几代还能维持家世的尊贵地位，已经养成罗马人的爱国心和荣誉感。握有大权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开出条件，想要引诱他们回归祖国，全部受到拒绝。然而他们过去的光荣事迹逐渐为时间和贫穷掩盖，巴西尔的父亲家产减少到只有一个小农场，一切耕种都靠自己动手，然而他拒绝有辱阿尔萨息德斯家族的血统，不肯与平民联姻。他的妻子是亚德里亚堡一个寡妇，喜欢提起她的祖先是君士坦丁大帝，他们所生的小孩有皇家血统，看来还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有秘密的亲戚关系，起码可以将他称为老乡。
就在巴西尔刚生下来还在襁褓之中，家庭和城市都被保加利亚人占领，他就像奴隶在异国接受教育，经过严格的训练获得强壮的体魄和坚忍的心志，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他在幼年或是年纪更大时参与罗马俘虏的救援，抱着同情的态度打开他们的脚镣。他们通过保加利亚向黑海海岸前进，沿途击败两支蛮族军队，登上早已安排前来接应的船只，先向君士坦丁堡回航，从那里各人再返回自己的家乡。
自由的巴西尔孤身一人毫无奥援，他的农庄毁于战争的灾难，自从他的父亲逝世，靠着他出卖劳力或是为人执役，无法支持一家孤儿寡妇的生活，因此他决定要寻找一个更能引人注目的舞台，无论是行善为恶都能有伟大的前途。他抵达君士坦丁堡的头一天夜晚，没有朋友也身无分文，疲困的朝圣客睡在圣狄奥梅德（St.Diomede）教堂的台阶上面，偶然遇到一位好心的僧侣供应食物，同时介绍他到一个家庭去服务。主人与狄奥菲卢斯同名，也是他的堂兄弟，虽然身材很矮小，跟随的家臣总是高大而又英俊。巴西尔陪伴他的赞助人前去治理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地方，他所具备的长处和功绩，使狄奥菲卢斯的出身和地位都大为失色。帕特拉斯（Patras）有一位富有而仁慈的贵妇人，与他建立良好的关系，不知是出于精神还是肉体的爱情，她收养这位年轻的冒险家当她的儿子。丹妮丽斯（Danielis）送给他三十个奴隶，用她的赏赐和产生的收益拿来支助他的兄弟，在马其顿购买面积很大的产业。
他出于感恩或抱负仍旧为狄奥菲卢斯效力，掌握良好的机会引起宫廷的注意。保加利亚使臣的随从中有一位著名的角力手，在皇家的宴会向最勇敢和强壮的希腊人挑衅，力大无穷的巴西尔受到欢呼出面应战，蛮族的勇士第一次进攻就被摔倒在地。有一匹美丽而难以驾驭的烈马判处割断腿筋而将要残废，巴西尔靠着技术和勇气将它制服，使他在皇家马厩获得很高的职位。不过要想获得米凯尔的信任就要顺从他的邪恶行为，巴西尔与皇家的侍妾举行并不光彩的婚礼，然后他想尽办法要妹妹替代这名侍妾去服侍米凯尔，这样才使他获得擢升成为皇宫的总管大臣。国家的行政大权全部交给凯撒巴尔达斯（Bardas）来处理，他是狄奥多拉的兄弟和仇敌，女性运用手段发挥影响力，米凯尔受到说服，不仅憎恨他的叔父，而且对他起了畏惧之心，于是借口克里特的远征行动，将巴尔达斯调离君士坦丁堡。皇宫总管当着皇帝的面前，在觐见的帐幕用剑将巴尔达斯刺死。
等到谋杀事件发生不过一个月，皇帝把奥古斯都的头衔授与巴西尔，让他治理整个帝国（867年9月24日）。他尽力维持立场并不平等的联合执政，直到他获得民众的尊敬能够巩固实力。皇帝的善变已经危及到生命的安全，要是再出现第二位共治者势必暴露低贱出身，因为他曾经在战船当过划桨的奴隶。巴西尔弑逆他的恩主必定受到谴责，为了弥补忘恩负义和背叛谋逆的行为，他把先帝的名字奉献给一座教堂称为圣米凯尔，赎罪的作法不仅幼稚而且名实不符。
巴西尔一世处于不同的时代，仍然可以拿奥古斯都来做比较。希腊的状况不可能让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起兵反抗国家，或是放逐国家最高贵的子民。他那抱负远大的才华要屈从于奴隶的计谋，隐藏自己的野心甚至于德性，用刺客血淋淋的手紧紧抓住帝国，接着还能像慈父用智慧和爱心进行统治。普通市民会感到他的利益与他的责任发生冲突，要是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讲求幸福而不重视荣誉，或是为了个人的光荣而牺牲公众的福利，只能认为这位君主缺少知识或是勇气。巴西尔的子孙经由长期的统治，自然会编辑和出版他的传记和颂辞，他们的宝座非常稳定，可以归功于祖先的丰功伟业。
他的孙儿君士坦丁七世对他的叙述过于理想，生性软弱的君王除非有真正的典范可以参考，否则要是只能依据自己的行为或概念，那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水准。不过提到巴西尔名实相符的赞誉，要拿他从放荡的米凯尔三世手中所夺取的国家，和他遗留给马其顿王朝的国家，比较两者之间的盛衰和兴亡。宫廷用来掩饰的帘幕因时间和先例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他能用熟练的手法加以修正，不致产生太多的弊端。虽然他无法恢复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至少能恢复罗马帝国的秩序和尊严。对于有利的条件他不屈不挠的加以运用，并且能够保持冷静的态度。他对当前的状况有充分的理解，产生积极的活力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在贯彻践行所有的作为，遵守非常罕见而有益的中庸之道，要在相对的恶行之间保持概等的距离，以寻求每一种可以到手的美德。他在军中的服务只限于皇宫之内，也没有具备武士的精神或才能。然而在他的统治之下，罗马军队对于蛮族再度所向无敌。他用纪律和训练的力量组成一支新兴的军队，立即亲自率领前往幼发拉底河的两岸，抑制傲慢的萨拉森人，镇压摩尼教徒造反带来的危险。有一名叛徒克里索契尔（Chrysochir）长久以来避开军队的追捕，使他感到十分气愤和懊恼，特别祈祷乞求上帝的恩典能如愿以偿，一定会对叛徒的头颅射上三箭，后来果然得到克里索契尔可憎的首级是因为他被自己人所出卖，并非部队的勇敢行为将他捕获。于是将这个脑袋吊在一棵树上，皇家的弓箭手三次显露他的本领。用卑劣的报复行为对付死者，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使然，不能完全怪罪巴西尔的性格。
巴西尔的主要绩效在于政府组织的财政和法律，为了重新充实已经枯竭的财源，计划要取回前任浪费而错误的赠予，并用审慎的作法减少一半的偿还金额，立即获得十二万镑以应付急迫的需求，在厉行节约措施之前有足够的弹性空间。在改进税收的各种计划之中，拟出适用人材的新模式，将丁税或贡金的征收，完全依靠估值人员独断的裁量权。大臣马上将诚实和称职的税吏列出名单，经过巴西尔亲自仔细审查，发现只有两个人可以授与危险的权力而能够安全无事，这两个人竟然婉拒他的信任，证明他的顾虑完全正确。
皇帝不辞辛劳努力工作，对财产和花费以及进账和支出建立很得当的平衡：拨款为国家的各种公职设立一个特别基金；拟定公开的计划以确保君王的利益和人民的财产；改革奢侈生活，他分配两份世袭的产业，用来供应皇家的饮宴，能够保持应有的排场和丰盛的菜肴；臣民的税捐全部用来加强防务，要是有剩余就用来装修首都和行省。他爱好建筑物以至于花费再多，也会获得赞许并且要极力为之辩护：从而可以扶持相关行业，鼓励艺术的创作，达成公众可以赚取工资或获得欢乐的多重目标，使用于道路、供水渠道和医院，目标不仅明显而且实际。巴西尔下令修建数以百计的教堂，奉献给宗教信仰的时代。他就像法官一丝不苟而又公正无私，渴望拯救无辜的平民，对犯法的权贵毫无畏惧施加打击，鱼肉人民的官员遭到严厉的惩罚。威胁到他施展帝王权力的仇敌，要是给予赦免难免会影响安全，经过判罪就剜去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在孤独和忏悔中度过余生。由于语言和习俗的改变而有必要修正查士丁尼过时的法律体系，卷帙浩繁的《法学初步》（Institutes）、《民法汇编》（Pandects）、《御法集》（Code）和《御法新编》（Novels），用希腊语摘要编成四十个项目。他的儿子和孙子完成《巴西利克》（Basilics）的编纂，必须参考他们家族的创始者非常高明的见解。
狩猎的意外事件结束光荣的统治，一头狂暴雄鹿的角与巴西尔的皮带纠缠在一起，将他从马背上拖下来，一名随从前去救助，割断皮带并且将鹿杀死，堕马或者是热病耗尽年迈国君的精力，在他的家族和人民的哀恸声中崩殂于皇宫。他之所以要砍下忠实臣仆的头颅，为的是身为下属竟敢拔剑对付他的统治者。等到他不再需要或是重视公众的意见，原来蛰伏在他生命之中的专制和傲慢，在最后感到绝望的时候又会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