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化衰退的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竞争
我们的现代教育为了掌握两种过时语文的要求,可能消耗青年学子的时间,虽然有其必要但是过程极为艰辛,就会损伤他们的学习热诚。西部祖先的野蛮方言无法达到和谐与文雅的境界,使得诗人和演说家长期以来受到局限,他们的才华没有明确的概念或兼容的例证,天生受制于粗糙的判断和想象。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把平民土语当中不够精纯的杂质清除,很快获得自由运用古代语文的能力,这是人类技艺最可喜的组合。他们对崇高的大师建立熟悉的理解,想当年曾娱乐或教导最早的民族。然而拥有的优势对堕落的民族而言,只会增加他们的谴责和羞辱。他们用毫无生气的双手紧抓住祖先遗留的财富,完全没有继承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神圣的遗产无法拿来创造或增进更伟大的用途。他们虽也从事阅读、赞美和编纂,怠惰的灵魂没有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在十个世纪的变革之中,没有找到一项发明可以用来提高人类的尊严或是增进人类的福利,也没有在古代的思辨体系当中增加新的观念。一代接一代培养充满耐性的门徒,轮番成为奴性世代思想僵化和毫无创意的腐儒。没有一篇历史、哲学或文学的作品能出于特定的风格或情趣、原创的想象甚或高明的模仿所表现的美感,可以逃脱被人遗忘的命运。谈到散文方面,拜占庭最不会引起厌恶之感的作家有开门见山而且毫不做作的简朴风格,可以免于严苛的批评,只是提到演说家口若悬河[55]的自我吹嘘,与激励他们效法的模式相去真是不能以道里计。他们的写作选择畸形和作废的字眼,运用僵硬而繁复的语句,造成错乱而矛盾的意念,玩弄童稚而低级的手法,展现虚假而修饰的花样,拼命抬高自己的身份,使得读者大为惊讶,在暧昧和夸张的烟雾之中只包含极其琐碎的涵义,使得每一页的文字对我们的品味和理性而言,都会造成反感和伤害。他们的散文充斥着韵文极受厌恶的装腔作势,韵文却沉溺于散文极其卑下的平淡无味。那几位掌管着悲剧、史诗和抒情诗的缪斯始终沉默毫无声息,君士坦丁堡的吟游诗人顶多不过写几句谜语和讽刺诗,再不然就是抄袭颂辞和讲讲故事而已,甚至连音韵的规律都已遗忘,荷马的旋律仍在耳边响起,在他们称为政治体裁或城市歌谣的诗文,不仅整个架构软弱无力,就连韵脚和音步都混淆不清。[56]
希腊人的心灵始终为卑鄙和邪恶的迷信所束缚和桎梏,迷信把统治权延伸到尘世各个学门的范畴之内。他们对事物的理解能力为形而上的争论所迷惑,相信幻觉和奇迹使他们丧失所有合理证据的原则。他们对艺术欣赏的品味为僧侣的布道说教所败坏,那是高呼口号和圣书极其荒谬的大合奏。甚至受到轻视的学者因为滥用才华不再为众人所钦佩,希腊教会的领导人只要赞美和抄袭古代的神谕,就会使谦卑的心灵感到满足。无论学院或讲坛,从未产生能与阿纳斯塔修斯和克利索斯托姆一争高下的人物。[57]
国家与国家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在所有追求积极和沉思的生活之中,是人类奋发图强和自我改进最大的动力来源。古代希腊的城市正好置身在联合与独立的交集点上,现在欧洲的国家也一再出现类似的情况,虽然范围更大形式比较松散。语言、宗教和习俗统一,使得相互成为对方具有优点和长处的观众和裁判,独立的政府和利益可以保证他们各行其是的自由,同时激励他们在光荣的生涯当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罗马人的处境并不是很顺利,然而在共和国的初期就已确定民族的风格,在拉丁姆和意大利的城邦之中也激起对等的竞赛,渴望在艺术和科学这两方面能赶上或超越他们的希腊导师。
凯撒的帝国毫无疑问会阻碍人类思想的发展和进步,辽阔的疆域可能使内部的竞争有活动的余地,等到状况逐渐恶化,领土一开始只剩下东部,接着缩减到只及于希腊和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臣民在堕落之余不仅可怜而且委靡,这是长期处于孤独和隔离之境的必然结果。他们受到北方蛮族施加的压迫,有些不知名的部落几乎无法称之为“人”。阿拉伯人比较起来更为开化,他们的语言和宗教是所有社会交往难以逾越的障碍。
欧洲的征服者对臣民而言同是信仰基督教的弟兄,只是那些法兰克人或拉丁人的语言不为人所知晓,行为又极度粗野,无论在和平或战争时期,都很少与赫拉克利乌斯的继承人发生任何联系。希腊人独立于宇宙之间,自满的傲慢心态不因外族的优势有所收敛,没有竞争者可以形成鞭策,没有评判员可以裁定胜利,因而在比赛之中显得毫无生气,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欧洲和亚洲的民族在前往圣地的远征中混杂在一起,只有在科穆宁王朝的统治之下,拜占庭帝国重新燃起知识和军事方面极其微弱的篝火。
[1]君士坦丁有一份光辉夺目的抄本《拜占庭教会礼仪大全》,从君士坦丁堡流传到比尤达(Buda)、法兰克福和利普西克(Leipsic),经过莱克(Leich)和雷斯克(Reiske)的编辑,出版一个非常华丽的版本(1751 A.D.的对开本)。不论这个主题有没有价值,编者获得各方的赞誉,他们辛苦的工作没有白费。
[2]墨尔修斯(Meursius,Johannes,1579—1639 A.D.,希腊学者和编辑)在编辑利奥和君士坦丁的《战术学》这本巨著的时候,博学的约翰·拉米(John Lami)获得一些新的抄本,对于这本书的出版给予很大的帮助。然而本文还是有删除和脱落之处,译本有的地方语意不明而且错误甚多。维也纳皇家图书对一位新编辑可以提供相当有价值的史料。
[3]对于《巴西利克》这个题目,法比里修斯、海尼修斯(Heineccius,Johann Christian,1681—1741 A.D.,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和詹农(Giannone)就有关历史方面,能提出有用的意见。法布罗图斯(Fabrotus)出版四十一册的希腊文《法典》,加上拉丁文的译本是七大卷的对开本。《巴西利克》全书有六十卷,约翰·琉克拉维乌斯(John Leunclavius)已经印行一本纲要,利奥的一百一十三卷《御法新编》可以在《民法总集》中找到。
[4]这五十三卷书或标题中,只有两卷保存下来并且出版,就是《使臣的派遣》和《败德的行为》。
[5]汉克乌斯(Hankius)曾经叙述译者西蒙的平生和著作。西蒙是圣徒的传记作家,在翻译更为古老的圣徒作为时,完全用天马行空的意译方式,有时根本是不知所云。他的希腊文《修辞学》再度意译成为苏里乌斯(Surius)的拉丁文译本,到现在已经找不到一点原文留存的线索。
[6]色诺芬是一位军事家,在他的《居鲁士的教育》第一卷中,提到波斯人的兵法和战技,虽然篇幅很少,他认为希腊人必须要有所体认。把所有战争和韬略的作品汇编成一套丛书,对学者而言是很有意义的使命,靠着辛劳的工作可以发现很多新的抄本,具备高深的学识可以阐明古代的战争历史,这位学者应该要有军人的经历。好可惜啊!昆塔斯·伊西利乌斯(Quintus Icilius)怎么去世了呢!
[7]希腊人对爱琴海的称呼是圣海,后来经过讹传成为千岛之海,地理学家和水手加以改变简称为“拱门”(Arches)。所有的岛屿和邻近的阿索斯山(Athos),有众多的僧侣或东正教的修道士。
[8]有一名犹太旅行家游历过欧洲和亚洲,根据他的说法,只有以实玛利派(Ismaelites)的城市巴格达,在各方面能与君士坦丁堡一比高下。
[9][译注]卡德摩斯是腓尼基王子,杀死巨龙将它的牙齿埋在地下,结果生出一批武士互相残杀,最后剩下五人追随他兴建底比斯城;达那俄斯是埃及国王的儿子,他有五十个女儿嫁给兄弟的五十个儿子,在新婚之夜妻子将丈夫全部杀死,他的五十个女儿受到月神永恒的惩罚;珀罗普斯是坦塔卢斯(Tantalus)的儿子,被父亲杀死敬神,众神怜悯使他复活。
[10][译注]斯巴达的居民分为三个阶级:最高统治阶级是拉栖代蒙人,是征服者多里克人(Doric)的后裔;其次是边区居民,被征服的阿尔卡狄亚人(Arcadian)的子孙;最下层是希洛人,地位与奴隶没有差别。
[11][译注]马利亚角是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端的海岬,它与赛舍拉(Cythera)岛之间的海道,风涛险恶,来往船舶沿没者不知凡几。
[12]琉卡特(Leucate)的巨岩是主教的岛屿和教区在南边的海岬,奥维德(Ovid)和《旁观者》的读者都会知道,从古以来这里是失恋爱人的跳崖之地。要是他享有独一无二的监护权力,就可说是希腊教会最富有的高级教士。
[13]丹妮丽斯是帕特拉斯(Patras)一位富有的孀妇,也是马其顿王朝建立者巴西尔一世的义母,对他的发迹大有帮助。
[14]这份资料来自手抄本的成文法,穆拉托里和意大利的古文物家都曾经引用。
[15]英格兰在1620年建立主要的丝织品产业,但是能够废除南特(Nantes)诏书,这要归功于斯皮塔菲尔德(Spitalfields)殖民地。
[16]纳瓦拉王国(Kingdom of Nowarke)的本杰明(1130—1173 A.D.)是一位犹太人,当代的旅行家,游历欧洲、中东和非洲各地留下的游记和文学作品,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17]有个天才儿童巴拉特尔(Baratier)将希伯来原文译成法文,还附加一卷学识尚未成熟的作品。这位犹太拉比的叙述虽然错误很多,有的地方出于杜撰,还是不能否认他在现地的所见所闻。
[18]中世纪的迪康热和蒂尔蒙特对于皇宫有冗长而详尽的描述,看来在法国土生土长的两位古文物学家很有成就,日耳曼人在这方面无法相比。
[19]拜占庭皇宫的富丽堂皇和雄伟壮观,要是按照一首讽刺诗的说法,已经胜过罗马的卡皮托、帕加马(Pergamus)的皇宫、鲁菲尼亚(Rufinian)的园林、库济库斯(Cyzicus)的阿德里安(Adrian)庙宇、金字塔和法罗斯(Pharus)灯塔。这首诗是曾任埃及郡守的朱利安所写,布兰克(Brunk)曾经探求到他写出七十一首讽刺诗,全都生动鲜明,只是其中没有这一首。
[20][译注]豪华餐厅的长度应是宽度的两倍,高度为长宽之和的一半,通常位于中庭的侧方,布置得金碧辉煌,四壁有镶嵌画和各种雕塑,在三个方位设置卧榻,宾主都躺着进食交谈,全程有奴隶在旁服侍。
[21]迪康热对于君士坦丁堡、罗马和法兰西的皇冠,写了一篇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在他列举的三十四种类型当中,没有一种符合安娜所描述的式样。
[22]从利奥一世(470 A.D.)开始,皇帝的紫色墨水是用朱砂和银朱混合制成,当今还可以在最原始的文件中看得到。皇帝的监护人可以享有这种特权,但是在财产估值诏书的签名和月份得用绿色墨水。
[23]阿拉伯人将通事称为Tagerman,科迪努斯(Codinus)曾经提到他们的工作,在布斯比奎斯(Busbequius)和迪康热的作品里都有记载。
[24]这个职称直接从诺曼人那里借用,在12世纪时,詹农将西西里的水师提督列为高阶职位。
[25]这些官位和职称的纲要是来自科迪努斯·库洛帕拉塔(Codinus Curopalata),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后,他还能幸存在世,费尽心血的作品稍嫌琐碎。戈亚尔的注释,加上一位耶稣会教士博学的格雷策尔所写的三本书,可以将原书阐释得非常清楚。
[26]用手触唇表示尊敬的行礼方式称为ad os,来自拉丁文“致敬”adoro、adorare的字根,可以参阅学识渊博的塞尔登所著《官职的头衔》一书。
[27]勒特普朗德两次出使君士坦丁堡,所有在希腊首都所遭遇的状况,他都用愉快的心情很详尽的记叙。
[28]宴会当中安排娱乐节目,一个小孩用额头顶着一根长约二十四呎的木竿保持平衡,木棒顶端下方有一根两肘尺长的横杆。另外有两个赤身裸体的小儿,相互用绳绑在一起或是单独爬上木竿,表演各种特技动作。
[29]Gala在阿拉伯语是指有职位的官袍,可能来自于卡拉(Cala)或是卡罗特(Caloat)的含意。
[30]安东尼在给屋大维的私人信件中提到,他的埃及妻子是世系绵长的国王的女儿。我倒是想质问(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继续去追查)这位三巨头之一,他是用罗马或是埃及的仪式举行婚礼。
[31]我不是曾经说过,这位犹太美女在那时的年龄已五十多岁吗(译按:吉本在第44章第8节只说贝雷尼塞是第度的侍妾,并没有提到她的年龄)?所以拉辛(Racine,Jean Baptiste,1639—1699 A.D.,法国剧作家和诗人)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的隐瞒她的年纪和籍贯。
[32]君士坦丁曾经赞誉法兰克人的武德,所以主张要建立私人和国家的同盟关系,法国作家对这种恭维之辞无不感到飘飘然。
[33][译注]维纳斯是罗马人的爱与美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芙洛狄忒(Aphrodite);朱诺是天后,主神朱庇特的妻子,执掌婚姻和生育之神,相当于希腊神话的希拉;塞默勒是卡德摩斯的女儿,与宙斯私通生下酒神狄奥尼西乌斯。
[34]德米特里乌斯·波利欧西特斯(Demetrius Poliorcetes)的水师配置的船只,甚至装有十五和十六列的划桨。托勒密·菲拉德尔法斯(Ptolemy Philadelphus)使用四十列划桨的大船当做水上宫殿,根据阿巴思诺特的计算,那些船只的吨位要是与英国的一百门炮舰作比较,相当于4.5∶1,也就是古代的四艘半大船才抵得上现在一艘战舰的重量。
[35]利奥对德洛摩尼很清楚的描述说是两层桨船,我必须指正墨尔修斯和法比里修斯的译文,他们盲目附和战船的古典称呼Triremes,所以才会曲解原意,事实上Triremes是三层桨船。拜占庭的历史学家有时也犯同样的错误。
[36]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用冷静的态度,称许船队用拖过陆地的方式调动,要是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在他的幻想之中是极为可怕的事,环航一周的距离不下一千哩(译按:实际距离将近五百哩)。
[37][译注]修昔底德(460—400 B.C.)是雅典的历史学家,这是指雅典和斯巴达对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38]狄奥菲尼斯的接班人特别提到这些位置的名称,靠近塔尔苏斯是卢卢姆(Lulum)城堡,接下来是阿尔盖乌斯山(Argaeus)、伊萨姆斯山(Isamus)、伊吉卢斯山(Aegilus)、马马斯岭(Mamas)、塞里苏斯(Cyrisus)摩西卢斯(Mocilus)、奥森提乌斯岭(Auxentius),最后是皇宫的法罗斯日晷。他非常肯定消息的传递不要一会儿工夫。可悲的夸大之辞,任何事要是说得多等于没有说。要是确定在三小时、六小时或十二小时之内,都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39]利奥在《战术学》的序文之中,坦诚的言辞表达出对纪律的丧失和灾难的频仍之悔恨,毫不保留一再谴责那些乌合之众。到了下个世代,君士坦丁的门生还是有同样的看法。
[40]在《礼仪大全》里可以看到这些规定,形式上皇帝要踩在被俘的萨拉森人颈脖上面,这时歌咏队要唱出:“汝必将践踏敌人”,群众连续呼喊“主啊、怜悯我们”四十次。
[41]利奥特别指出,对任何国家如果一定要用堂堂正正的会战来决定胜负,这是非常轻率和危险的想法。这种话非常有道理,一点都不虚伪。不过要是古代的罗马人听从这种意见,利奥就不会在色雷斯·博斯普鲁斯的海岸统治这个帝国。
[42]佐纳拉斯和锡德雷努斯都提到尼西弗鲁斯的图谋,很不幸他对反对他的教长过分慷慨。
[43]《战术学》第八章提到各种不同的民族,利奥所搜集的这些资料,不仅具有历史的价值,也是最实用的部分。有关萨拉森人的生活习性和作战状况,罗马皇帝要一再深入研究。
[44]勒特普朗德叙述和解释希腊人和萨拉森人的神谕,这是预言风行以后发生的状况。过去很清楚成为历史,未来是一片黑暗带来错误。从光明和阴影所处的界线,公正的评论家通常会判定这个神谕写作的日期。
[45]对于教会职位和接受圣俸的宗教戒律这个题材,可以参考托马森神父极有见地的观点。查理的普通法免除主教个人服行兵役的义务,但是从9到15世纪的事实完全相反,主教领军变成非常风行的作法,圣徒和神学家不是以身作则就是保持沉默。维罗纳(Verona)的拉瑟里乌斯(Ratherius)说道:“你用神圣的教规来证明怯懦是正当的行为,教规同样禁止你去嫖妓,然而你……”
[46]在《战术学》第十八章,利奥皇帝用公正的态度,评述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在军事方面的优劣和得失。也可以参阅穆拉托里《中世纪意大利的古代文物集》第二十六篇论文。
[47]历史学家阿戈西阿斯(Agathias,536—582 A.D.,拜占庭诗人和历史学家)曾如此形容查士丁尼。然而罗马皇帝这个很特别的头衔,很少在君士坦丁堡运用。等到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皇帝都要继承古老罗马的权力和光荣,希腊人的心态才有所改变。
[48]要是按照马尔库斯(Malchus)的说法,荷马的作品在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时代被焚毁。这可能是新近发现的抄本,只是会在蛇皮上面?真是怪异得难以置信!
[49]可以参阅佐纳拉斯和锡德雷努斯的著作。就像修士培根一样,“哲学家”利奥因无知而转变为魔术师。然而这并不算很过分,如果他是神谕的作者,而神谕通常归之于同名的皇帝。利奥的物理学就有一份抄本藏在维也纳图书馆,算了,别说啦!
[50]有关佛提乌在教会任职和文学造诣的特性,汉克乌斯和法比里修斯曾进行长时期的讨论。
[51]提到哈里发的宝座就是指巴格达,叙述他的出使不仅满足好奇心,也带有训勉的意味。但是他怎么会有能力取得这些书?巴格达没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自己能带的行李有限,也不可能全靠记忆。然而,虽然后者难以置信,佛提乌自己肯定确有其事。卡穆萨特(Camusat)有清楚的叙述。
[52]杰拉德·佛修斯(Vosius,Gerardus Joannus,1577—1649 A.D.,古典学者、评论家、语言学家和神学家)和勒·克拉克(Le Clerc,Jean,1657—1736 A.D.,亚美尼亚学者)依靠微弱和传闻的证据,提到米凯尔·塞卢斯(Michael Psellus)对米南德二十四出喜剧所写的评注,在君士坦丁堡还留存最古老的抄本。就一位熟读各类书籍的学究来说,严肃或迟钝的个性与进行古典研究好像会产生矛盾:米凯尔可能与塞利乌斯(Homerus Sellius)相混淆,塞利乌斯研究米南德的戏剧,写出各出的大纲和导言。在10世纪,苏伊达斯(Suidas,拜占庭辞典编纂家)的作品引用五十部喜剧,塞利乌斯是对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素有研究的古老训诂家,苏伊达斯只要抄写他的成果就够了。
[53][译注]阿尔凯奥斯(620—580 B.C.)是希腊九大抒情诗人之首,将政治的口号与诗混为一体,每首抒情诗都可敲响叛乱的警钟;萨福(620—565 B.C.),希腊女诗人,作品有《抒情诗》和《哀颂》,仅有若干残篇流传后世。
[54]安娜·康妮娜可能对她的希腊风格感到自负,佐纳拉斯是同时代的人物,对她并没有奉承和吹捧的言辞,说她没有真才实学,倒是相当可靠。公主精通柏拉图以机智著称的《对话录》,研究过占星学、几何学、算术和音乐。
[55]迪康热指责拜占庭的格调不高,品味太差,这等于在打击奥卢斯·吉利乌斯(Aulus Gellius,2世纪罗马作家)、杰罗姆、彼得洛尼乌斯(Petronius,Arbiter,Gaius,1世纪罗马神话剧作者)、乔治·哈马托卢斯(George Hamartolus)和朗吉努斯(Longinus)的权威势力,这些人就是品味低落的最佳范例。
[56]利奥·阿拉提乌斯(Leo Allatius)将容易写作、已经滥用的打油诗称为政治体或城市歌谣,通常包含十五个音节。君士坦丁·马纳塞斯和约翰·库济库斯都有这类的作品。
[57]圣约翰·达马森努斯在8世纪时,就像圣伯纳德受到拉丁教会敬爱一样,被希腊教会尊为最后的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