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皇帝查理四世虚有其表的尊荣（1347—1356 A.D.）

[1]博学的塞尔登（Selden，1584—1654 A.D.，英国法学家、文物学家和东方专家）用简扼有力的辞句叙述圣餐变体论的历史：“这种论点不过将修辞转化为逻辑。”

[2]西班牙的格拉纳达（Granada）在古代称为伊利贝里斯。这个城市后来落在摩尔人的手中，成为伊斯兰教的文化和艺术中心。

[3]巴纳热（Basnage，Henri，sieur de Beauval，1656—1710 A.D.，荷兰律师）在《宗教改革史》第二十二卷中叙述图像的一般历史。他是新教徒，但是心胸开朗。就这方面来说，新教徒总是正确，因此他们愿意做持平之论。

[4]要是把一些奇迹和矛盾的胡说八道拿走，真实的现况是大约在300年的时候，巴勒斯坦的帕尼阿斯树立一座青铜雕像，表情严肃的容貌被斗篷包裹，前面跪着一个感激或恳求的妇女，雕像的基座上面刻着一行字：“有力的拯救者”。基督徒对这座雕像有一个愚蠢的解释，说他们的创始人治好这名流血的妇女（译按：《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博索布勒（Beausobre）很合理的臆测，认为这座雕像是哲学家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或者是韦斯巴芗皇帝，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这名女性代表一个城市、一个行省或者是皇后贝雷尼塞（Berenice）。

[5]欧西比乌斯（260—340.A.D）是巴勒斯坦地方凯撒里亚（Caesarea）的主教，著有《教会史》10卷，获得“教会史之父”的称呼，这里提到他们的时代，是指公元4世纪。

[6]极有才气的阿塞曼努斯（Assemannus）得到三个叙利亚人附带的帮助，就是圣伊芙伦（St.Ephrem）、柱顶修士约书亚（Josua）和萨鲁格（Sarug）主教詹姆士。但是我从叙利亚的原文或是埃德萨的档案中，并未发现任何线索和提示，他们很含糊的信仰可能是来自希腊人。

[7]坦诚的拉德纳（Lardner，Nathaniel，1684—1768 A.D.，英国新教徒神学家）提过这些信函的有关证据，但是他表示否定的态度。总是有一大批顽固分子自认为神迹的说法很方便，事实上很难站得住脚，其中有位英国绅士艾迪生（Addison），对基督教的信仰写了一本很浮浅的小册子，博得立场偏颇教士的称赞，因为他的大名和风格而知名。我跟格拉比（Grabe）、卡夫（Cave，William，1637—1713 A.D.，英国国教神学家）、蒂尔蒙特（Tillemont，Louis Sebastien le Nain de，1637—1698 A.D.，法国教会历史学家）一样都感到很难为情。

[8]我从萨鲁格的詹姆士保持沉默和埃法格里乌斯（Evagrius，Ponticus，346—399 A.D.，基督教神秘主义学者）的证言，可以推论这个神话出现在521到594年之间，很可能是在540年埃德萨被围攻之后，成为格列高利二世、约翰·达马森提乌斯（John Damascenus）以及第二次尼斯大公会议攻守两用的武器，在锡德雷努斯（Cedrenus，11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的作品中可以发现最完美的版本。

[9]有关科斯罗伊·努息万的事迹参阅本书第四十章第12节和第四十六章第1-2节。

[10]埃法格里乌斯·潘蒂库斯（Evagrius Ponticus，345—399 A.D.）是基督教的僧侣和苦修士，作述甚多，重视教会对教士和信徒的教育，对于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11]耶稣会教士格雷策尔（Gretser）人称因戈尔施塔特（Ingoldstadt）之驴，也有人称他是因戈尔施塔特之狐，用渊博的知识和固执的偏见处理这类的题材。新教徒博索布勒同样用理性和机智，在《日耳曼丛书》这部作品中，有很多册都表现出反嘲的争辩之辞。

[12]在约翰·达马森提乌斯的作品中，也许经过推测断定是他的手笔，有两段文字提到圣母马利亚和圣路加（St.Luke）。格雷策尔没有注意此事，博索布勒也不作表示。

[13]菲迪亚斯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雕塑家，最重要的作品是帕台农神庙的雅典娜像和奥林匹克的宙斯像。

[14]奥林匹克山的主神是宙斯，罗马神话的名字叫做朱庇特，罗马人的通俗称呼是约夫。

[15]“你那引人反感的图画已经超过画布所能容许的程度，就像雕像那样的可恶。”这是一个希腊教士带着无知和偏见所说的话，对提香（Titian，1490—1576 A.D.，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画家，作品以宗教画最为出名）的作品来说是最高的赞美之辞。教士向提香订制画作，却拒绝接受。

[16]锡德雷努斯、佐纳拉斯（Zonaras，11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格利卡斯（Glycas）和马纳塞斯（Manasses），都把“圣像破坏者”的发端归于叶兹德（Yezid）哈里发和两名犹太人，说这是他们跟利奥皇帝约定之事。至于谴责那些带有敌意的信徒，可以转变为极其荒谬的阴谋，他们想要恢复基督教信仰的纯洁。

[17]审慎的圣方济会修士不愿做出决定，埃德萨的图像目前存放在罗马还是热那亚。只是不论存放在哪里都已没有荣誉可言，这件有关信仰的古老物品不再出名，也不受大众的重视。

[18]亚美尼亚教会仍旧认为有十字架就够了。实在说喜欢装神弄鬼的希腊人，对12世纪日耳曼人的迷信行为，没有秉持公正的态度。

[19]安纳托利亚的名称，希腊语的本意为“东方”或“日升之地”，就是古老的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亚洲西部位于里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半岛，现在全境都属土耳其。

[20]我们对“圣像破坏者”的功过，最早的看法来自宗教会议的决议事项，还有就是狄奥菲尼斯（Theophanes，752—818 A.D.，神父、教士、神学家和教会编年史家）、尼西弗鲁斯（Nicephorus）、马纳塞斯、锡德雷努斯和佐纳拉斯的历史著作，虽然这些来源并不见得达到公正的标准。现代的天主教徒像是巴罗尼乌斯（Baronius，Caesar，1538—1607 A.D.，意大利枢机主教和历史学家）、帕吉（Pagi，Antoine，1624—1695 A.D.，希腊编年史家）、纳塔利斯·亚历山大（Natalis Alexander）和迈姆布格（Maimbourg），他们对待这个题材更为博学、热诚和可信。新教徒施潘海姆（Spanheim，Ezechiel，1628—1710 A.D.，德国古典文学家）和巴纳热对于“圣像破坏者”这个范畴已经投入相当的心力。运用这两方相互的印证和对立的意向，让我们以不偏不倚的哲学观点来维持平衡。

[21]施潘海姆从尼斯的决议事项找到所要的史料，运用真诚的态度和卓越的能力写成《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的辩护》一书。大马士革的约翰运用他的机智，将希腊原文的“主教”一辞转换为“黑暗”，最后成为“贪食者”，也就是口腹之欲的奴隶。

[22]除此以外，君士坦丁五世受到指控，说他禁止使用圣者的头衔；把圣母马利亚称为“基督的母亲”，将生产之后的她比喻成空钱袋；同时还谴责他信奉阿里乌斯派和聂斯托利派的教义。施潘海姆在他的辩护中，无论是基于新教徒的利益，或者要尽到正统神学家的责任，同样感到困窘不堪。

[23]神圣的悔改者狄奥菲尼斯赞同反抗者坚持的原则。格列高利二世赞许拜占庭妇女的宗教狂热，她们竟敢杀死皇家的官员。

[24]［译注］虽然世界上有很多海域都可用上这个称呼，通常是指位于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

[25]约翰或称曼提尔（Mansur），是大马士革一位出身高贵的基督徒，为哈里发服务曾经担任相当显赫的职务。他对恢复图像的崇拜抱持最大的狂热，以至于憎恨和背弃希腊皇帝，涉嫌与叛乱分子联系，判刑砍掉右臂，圣母马利亚用不可思议的奇迹使他的手臂复原。经过这次的拯救之后，他辞去官职散尽家财，埋名隐姓藏身在圣萨巴斯（St.Sabas）修道院，这个修道院位于耶路撒冷和死海之间。这则传说非常出名，博学的编辑勒奎恩（Lequien）神父，很不凑巧证明圣约翰·达马森提努斯在发生“圣像破坏”风波之前，早就是神职人员。

[26]从狄奥菲尼斯和锡德雷努斯对这种宗教迫害的叙述中，施潘海姆很乐意拿利奥的“恶龙”和路易十四的“龙骑兵”作一比较，对于引起争论的双关语，感到很大的安慰。

[27]红衣主教佩龙（Perron）加上一些区别之处，使早期的基督徒获得更大的荣誉，只是不见得能使现代的君主感到满意。他认为异端和背教者的叛逆，在于对基督和他的代理人，违犯他们订定的誓言，辜负他们给予的报酬，否认他们应有的忠诚。

[28]可以拿谨慎的巴纳热和愤怒的施潘海姆作为样本，他们与一百多位知名人物，步上马格德堡（Magdeburg）的百人队长（Centuriators）同样的后尘。

[29]见识高人一等的学者，像是卢卡斯·霍尔斯特尼乌斯（Lucas Holstenius）、谢勒斯特拉特（Schelestrate）、夏姆皮尼（Ciampini）、比安契尼（Bianchini）、穆拉托里（Muratori）等人，除了很少差异之处，都同意《主教政令汇编》的编纂和后续的工作，是由第8、9世纪教会的图书馆长和公证人所完成，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作品占的分量很少而且是最后的部分，作者使用他的名字。整部作品的写作风格很粗野，叙述方式很偏颇，情节内容很琐碎，然而却是那个时代最翔实可信的记录，值得一读。教皇的书信散见在宗教会议的文卷之中。

[30]《尼斯宗教会议的决议事项》保存教皇格列高利二世的两封书信，上面没有日期，巴罗尼乌斯的推测是写于726年，按照穆拉托里和帕吉的意见分别是729年和730年。有些天主教徒对这两封信大加赞美，认为内容不仅表示善意而且论点非常温和，这些都是迫于偏见的过甚之辞。

[31]伦巴第人的城堡离罗马这样的近，实在让人很难相信。卡米洛·佩利格里尼（Camillo Pellegrini）提出有力的证据，计算的结果虽然是二十四个斯塔迪亚，但是起算的位置不是从罗马城，而是罗马公国的边界。伦巴第人第一座城堡的名字可能是索拉（Sora）。我认为格列高利有那个时代的通病，就是喜欢卖弄学问，才会拿“斯塔迪亚”这个字来代表“哩”，因为一个斯塔迪亚不到1/80哩，是否如此倒是没有经过实地的度量。

[32]教皇很可能认为希腊人全是无知之辈：事实上他这一生都待在拉特兰。那个时代西部所有的王国都已接受基督教。至于北方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可能是指萨克森七国联盟的酋长和威塞克斯（Wessex）的伊纳（Ina）国王，他们在格列高利二世出任教皇之际，前来罗马访问，不是为了受洗而是朝圣。

[33]［译注］最早是指五个希腊殖民地，位于北非的昔伦尼卡行省，也称为昔兰尼，后来泛指在意大利的希腊属地。

[34]狂热的迈姆布格（Maimboug）提到丁税，就说萨拉森人对最暴虐的赋税一无所知，狄奥菲尼斯提到法老王用类似征收方式计算以色列人男童的数目。事实上萨拉森人对通用的税收非常熟悉。那位历史学家何其不幸，他的赞助人路易十四过不了几年，就将这种税制强加在法国人的身上。

[35]可以参阅阿格内卢斯（Agnellus）的《主教政令汇编》，带有很浓厚的野蛮气息.可以显示罗马和拉文纳的差别。我们非常感激他提供一些很特别的史料，像是拉文纳的区域划分和党派组织、查士丁尼二世的报复行动，以及希腊人败北的状况。

[36]根据宗教法专家的认定，无论是罪行或名义都可构成革出教会的处分。要是按照神谕的说法，严厉的裁决最重要之处是在维护教会的安全。

[37]教皇对利奥和君士坦丁·科普罗尼穆斯的称呼是“统治的君王”，在后面加上很奇怪的尊号是Piissimi。拉特兰宫有一幅很著名的马赛克镶嵌画（798 A.D.），显示基督将钥匙交给圣彼得，旗帜授与君士坦丁五世。

[38]有份地图依据贝雷提（Beretti）神父极为卓越的论文绘制出来，使我可以按图探索罗马公国的状况。然而我必须先说清楚，维泰博是伦巴第人奠基兴建，特拉奇纳为希腊人所篡夺。

[39]有关罗马王国的幅员、人口等状况，读者有兴趣可以参阅波福特（Beaufort，Louis de，1720—1795 A.D.，古物学家和怀疑学派历史学家）的《罗马共和国》一书，他对罗马早期的历史并没有抱持轻信的态度。

[40]［译注］伊利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北部平原，自古以种马的养育最为出名，伊利斯城建于公元前471年，成为负责举办奥林匹克竞赛的政治中心。

[41]可以参阅韦斯特（West.Gilbert，1703—1756 A.D.，古典文学翻译家）有关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论文，以及波利比阿（Polybius，200—118 B.C.，希腊历史学家）极为详尽的叙述。

[42]格列高利对伦巴第人的讲话是西戈尼乌斯（Sigonius）精心之作，他模仿萨路斯特（Sallustius Crispus，Gaius，86—34 B.C.，罗马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或李维（Livy，Titus Livius，59—17 B.C.，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142卷）的风格但是不拘泥于古人的陈腔滥调。

[43]［译注］这个行省现在称为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位于意大利中部，包括波河流域和波河盆地，是意国最富裕的地区。

[44]威尼斯的历史学家约翰·萨戈尼努斯（John Sagorninus）和元首安德鲁·丹多罗（Andrew Dandolo），保存格列高利所写的这封书信。保卢斯·迪亚科努斯（Paulus Diaconus）提到拉文纳的失守和光复，我们的编年史家帕吉、穆拉托里等人，无法断定日期和有关情节。

[45]［译注］斯波莱托是翁布里亚地区的城市，位于亚平宁山的西麓，位于罗马北方约130公里，形势险要，是进入首都的门户。

[46]有关这方面的论点是见仁见智，要看你使用阿纳斯塔修斯的哪一种抄本。

[47]《卡洛利努斯法典》登录教皇写给“铁锤”查理、丕平和查理大帝的书信，是最后这位君王派人在791年编纂。最早和可信的抄本保存在维也纳的皇家图书馆，经过兰贝修斯（Lambecius）和穆拉托里整理后出版。

[48]教皇的敌人指控他们使用欺瞒的伎俩和亵渎的语言，然而教皇的目的在于说服而非蒙骗。古代的演说家熟悉如何运用死者或神祇，只是用在当前粗俗不堪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而已。

[49]［译注］阿德里安一世（720—795 A.D.）是意大利籍教皇，在位期间772—795 A.D.，坚决反对基督嗣子说和圣像破坏者。

[50]除了一般的历史学家以外，三位法国知名学者劳诺伊（Launoy）、帕吉和纳塔利斯·亚历山大，对于基尔德里克的废立问题，不仅有精辟的见解而且着墨甚多，但是为了保障王权的独立，带有强烈的偏见。然而就埃金哈德（Eginhard）、狄奥菲尼斯的著作以及几部古老的编年史而言，他们的论点很难自圆其说。

[51]［译注］圣扎卡里是意大利籍教皇，在位期间741—752 A.D.，劝阻伦巴第国王侵占拉文纳，授与加洛林家族的“矮子”丕平以法兰克国王的称号。

[52]［译注］指卜尼法斯二世，第一位日耳曼血统的教皇，在位期间530—532 A.D.。

[53]这也不纯然是第一次，第六和第7世纪之间，不列颠和西班牙的行省总主教也经常如此施为，只是场合没有这么显眼而已。君士坦丁堡在帝国最后的阶段，也像拉丁人一样举行皇家涂油礼。君士坦丁·马纳塞斯提到查理大帝，如同外国人和犹太人，举行让人难以置信的仪式。

[54]教皇的拥护者轻描淡写提到旗帜和钥匙所表示的象征意义，从所用的称呼看来倒是不容辩驳或逃避。在维也纳图书馆一份抄本中，他们把“帝王”解读为“祈祷”或“请求”，经过修正以后，可以推翻“铁锤”查理的皇室身份。

[55]在查理帝国出现之前，保卢斯·迪亚科努斯只要提到罗马，说是臣属于查理的城市。加洛林王朝有些奖章在罗马铸造，勒·布兰克（Le Blanc）写出精巧而有偏见的论文，探讨罗马大公和皇帝在罗马的权力。

[56]莫斯海姆（Mosheim，Johann Lorenz von，1694—1755 A.D.，德国教会历史家）用公正而审慎的态度权衡赠与品的合法性，没有找到最早的法源，《主教政令汇编》提到这份丰盛的礼物，《加洛林努斯法典》（Libri Carolini）认为确有其事。这两种都是当代的记录，尤其是后者更为可信，因为一直保存在皇家图书馆，并非在教皇的手里。

[57]提到太守辖区基于利害和偏袒的关系，有的过分夸大主权的要求，也有人认为是很狭窄的特区，甚至穆拉托里都无法避免，我接受《意大利地志论文集》的指引，它的界线是原有的辖区加上彭塔波里斯。

[58]［译注］这个行政区域就是后来的罗马涅行省，将下面的潘塔波里斯，里米尼和安科纳都包括在内。

[59]圣马克（St.Marc）对《加洛林努斯法典》有深入的研究，能够很仔细检验查理大帝的策略和赠与。我认为他仅有口头的表示，有关赠与最古老的法条据称现在还存在，是皇帝“虔诚者”刘易斯所制定，它的可信度受到质疑，要是说到公正性如何，更是难以认定。身为君王在慷他人之慨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大方，这点倒也没什么差错。

[60]拉文纳皇宫有一些马赛克镶嵌画，原主是教皇阿德里安一世，查理向他提出转让的请求，要拿这幅画装饰在亚琛（Aix-la-Chapelle）的宫殿，获得教皇的应允。

[61]教皇经常抱怨拉文纳总主教利奥有篡夺的行为，在《加洛林努斯法典》当中都有记载，《主教政令汇编》也有类似的文字。

[62]［译注］塞维尔的圣伊希多尔（Saint Isidore of Seville，560—636 A.D.），基督教神学家，塞维尔主教及百科全书编纂者。他的著述是教会精神和文化的支柱。

[63]［译注］圣西尔维斯生年不详。任职教皇（314—335 A.D.），传说他治好君士坦丁大帝的麻风。

[64]法比里修斯（Fabricius，Johann Albert，1668—1736 A.D.，学者和语言学家）列举这个法规的几个不同版本，包括希腊文和拉丁文都有。劳伦提乌斯·瓦拉（Laurentius Valla）所详述和驳斥的抄本，可能是来自伪造的圣西尔维斯特法规，或是格雷策尔的诏书，好像都是后人偷偷附加上去。

[65]当时是1059年，相信是遵照教皇利奥九世、红衣主教彼得·达米阿努斯（Peter Damianus）的指示办理。穆拉托里认为“虔诚者”刘易斯和几位奥托国王的赠与，根本是无中生有之事。

[66]我在沙尔狄乌斯（Schardius）的藏书中读到瓦拉的作品，这本激动人心的论述完成在1440年，是教皇尤金尼乌斯（Eugenius）逃亡之后第六年，是一个愤怒党派出版的小册子。瓦拉鼓励罗马人要义不容辞的揭竿而起，甚至可以用短剑刺进教会暴君的胸膛。大胆评论家预期会遭受僧侣的宗教迫害，然而他与教会以和解收场，死后还埋葬在拉特兰宫。

[67]红衣主教期望出现的状况，就是君士坦丁将罗马交给教会，受到劳伦提乌斯·瓦拉的拒绝。他认为赠与的法规是希腊人伪造，说来真是够奇怪的了。

[68]［译注］公元前5世纪在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的希腊殖民地库米，最早出现西比莱神谕，罗马人接受这种传统，指派祭司负责保管和运用，并且继续增加内容，很多是从国外各地抄来。主要的神谕分为十类，分别来自希腊、小亚细亚、阿非利加等地。

[69]尼西亚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决议事项及相关数据，有一份相当可靠的译本，加上一些评述的注释。不同的读者看了以后，有人难免激起一声叹息，也有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70]教皇的代表团等于是临时的信差，两位教士没有接受特别的任命，回去以后也被否定。有些在外行脚的僧侣被正统教会说服，由他们代表东方的教长出席。狄奥多尔·斯图迪特斯（Theodore Studites）是当时一位待人亲切的“圣像破坏者”，他透露非常奇特的内幕消息。

[71]公元790年，查理在沃尔姆斯（Worms）的王宫或冬营写成《加洛林努斯法典》（The Libri Carolini），派人送给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其中提出一百二十条异议反对尼西亚信条，这些文字华而不实，都是修辞学的成果。

[72]查理的宗教会议带有强烈的政治作用，三百个与会成员到法兰克福开会和选举，他们不仅是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甚至还有重要的俗家人士在内。

[73]狄奥菲尼斯特别提到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每年支付三个半泰伦黄金（大约是七千镑）的租金。勒特普朗德很夸大的列举罗马教会的产业，分布在希腊、犹地亚、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埃及和利比亚等地，被希腊皇帝用不公正的手段攫走。

[74]东方的伊利里亚大教区包括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根据希腊人招认，君士坦丁堡的教长从罗马取得帖撒洛尼卡、雅典、科林斯、尼科波里斯和帕特雷（Patrae）的都主教任命权。他的宗教所征服的地区还包括那不勒斯和阿马尔菲在内。

[75]丰塔尼尼（Fontanini）认为皇帝只不过是教会的拥护者，他的对手穆拉托里把教皇贬到相当于皇帝的太守。还是莫斯海姆能作持平之论，皇帝掌握罗马放在帝国的统治之下，当做外表最显赫的采邑或封地。

[76]阿纳斯塔修斯对这件事提出保证，得到一些法国编年史家的信任和支持，埃金哈德和同时代作家的态度却更自然而诚挚。约翰是那不勒斯的辅祭，他认为“只要隐藏得好就不会受伤”，狄奥杜法斯（Theodulphus）是当时的奥尔良主教，提到这件事时遣词用字非常谨慎。

[77]［译注］帕德伯恩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North Rhine-Westphalia）州的城市。

[78]查理在阿德里安和利奥的要求下，曾经两次在罗马现身。根据埃金哈德的叙述.他就像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那样穿简单的衣着，在他的国家能够深得民心。当“秃子”查理回到法兰西，穿着外国的服装，连爱家保乡的狗都对背教者大声吠叫。

[79]除了从马布利（Mably）、伏尔泰（Voltaire，Francois Marie Arouet de，1694—1778 A.D.，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和启蒙思想家）、罗伯逊（Robertson）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Baron de la Brede et de，1689—1775 A.D.，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哲学家）获得相关资料以外，盖拉德（Gaillard）在1782年出版的《查理史观》，使我大开眼界获益良多，作者有充沛的情感和人道的精神，他的作品不仅用力甚勤而且文字优美。我还对照《法兰西史》第五卷，查证丕平和查理在位时所建立的事功。

[80]［译注］帕尔米拉是芝诺比娅女王的都城，它的兴衰可以参阅第十一章第7节。

[81]在查理死后十一年，有一个僧侣提到韦尔廷（Weltin）的灵魂出窍，说他看见查理在炼狱受苦，一只兀鹰不断噬咬他那有罪的器官，其余的身躯象征他的德行，保持健全完美的样子。

[82]秽行和猜疑玷污这些可爱女士的名誉，就我的意见，足够用来驳斥埃金哈德和因玛（Imma）的婚姻，因玛是查理的女儿，她也不例外。对这位历史学家来说，丈夫的角色必定过于吃重。

[83]除了谋杀和强制驱离以外，下列的罪行都可以判处死罪：（1）拒绝受洗；（2）举行虚假不实的洗礼；（3）恢复偶像崇拜；（4）谋杀一位教士或主教；（5）用活人当牺牲献祭；（6）在封斋期食肉。受洗或忏悔使每种罪行都可以获得救赎，基督徒的撒克逊人成为法兰克人的朋友和同侪。

[84]［译注］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在参加女儿婚礼时被刺身亡，仅有四十六岁，而亚历山大才二十岁，所继承的王座不稳，四周都是敌人，全凭亚历山大个人才华建立不朽的伟业。

[85]西班牙人因为胜利而目中无人，真实的历史将胜利归于加斯科涅人（Gascons），传奇故事则归功于萨拉森人。

[86]施米特（Schmidt）提到他的统治，认为内部混乱而且民不聊生，这是来自最权威的说法。

[87]盖拉德说查理的真正身高依法国尺寸是五呎九时，依英国算法是六呎一又四分之一时，传奇小说的作家加高到八呎。这个巨人天生力大无穷而且食量惊人，他的长剑在一击之下可以连人带马斩成两段，他一餐的食量是一只鹅、两只鸡和整支羊腿。

[88]埃金哈德在简短叙述他的战争和征服以后，用寥寥数语提到帝国的状况、那些臣属的地区和国家。斯特鲁维乌斯（Struvius）在这份古老的年代记上面加他的注释。

[89]“秃子”查理将特许状授与阿拉昂（Alaon）的修道院，可以推断出皇家的血亲继承权利，我怀疑在9和10世纪时，是否发生一些后续的环节使双方的关系更为紧密。盖拉德认同这件事并且加以辩护，非常肯定的表示，孟德斯鸠（跟孟德斯鸠校长没有关系）家族从女性的世系来说，是出于克洛泰尔（Clotaire）和克洛维，哎呀！这种夸耀的方式真是太过于目中无人。

[90]大约在900年的时候，西班牙边界的总督或伯爵反叛“单纯”查理，等到1642年，法兰西国王才光复很小一块地方，就是鲁西隆。然而鲁西隆有十八万八千九百个臣民，每年支付两百六十万个里弗赫银币，比起查理进军之际有更多的人口，毫无疑问就有更多的金钱。

[91]鲁西隆是从比利牛斯山到阿尔卑斯山之间，法国南部宝地中海的地区，古老的普罗旺斯行省全部包括在内。

[92]［译注］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联邦的选侯国或公国。

[93]［译注］潘诺尼亚相当于现在的奥地利东部，匈牙利西部和克罗埃西亚。

[94]［译注］这几个行省相当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和东部濒临亚得里亚海地区。

[95]连接莱茵河与多瑙河是为了支持潘诺尼亚战争，这条运河的长度只有两里格，雨水的冲刷、军事的要求和迷信的畏惧，造成河道淤塞，在士瓦本（swabia）仍旧留存一些遗迹。

[96]［译注］奥斯图里安是西班牙北部濒临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滨海地区。

[97]可以参阅埃金哈德和盖拉德的著作，里面提到一些无法查证的事项，说是查理和埃格伯特（Egbert）会晤，皇帝的礼物是他自己的佩剑，对于他的撒克逊门徒子弟，用温和的态度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要是传闻属实，可以平添英格兰历史的光彩。

[98]只有法国的编年史提到他和哈伦·拉须德的通信联系，东方人根本不知道哈里发会跟“基督狗”建立友谊，“基督狗”是哈伦对希腊皇帝很文雅的称呼。

[99]对于查理的征战计划，我运用盖拉德极为明智的评论。甚至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行动范围内所要面对的敌人，他也能很清楚的辨别出来。

[100]［译注］洛泰尔一世（Lothaire I，795—855 A.D.）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一世的长子，父死后（840年）两兄弟发生内战，按凡尔登条约，分得意大利和法国的一部，成为意大利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840—855年），逊位进入修道院，将领土分给三个儿子统治。

[101]他是奥托的儿子和鲁道夫（Ludolph）的孙子，经过他们的赞同在858年建立萨克森公国。罗特吉鲁斯（Ruotgerus）是圣布鲁诺（St.Bruno）的传记作家，对于他的家族真是赞誉有加，说是具有非常高贵的气质。然而甘德林（Gundling）对于威提肯的后裔竟有这种好评极为不满。

[102]［译注］享利一世（Henry Ⅰ，876—936 A.D.），东法兰克国王，萨克森王朝的创立者，原为萨克森公爵，传说他得知推选为公爵，正在野外捕鸟，所以获得捕鸟者的绰号。

[103]康林吉乌斯（Conringius）对于罗马和加洛林帝国的疆域，那种夸大和过分的描述不表赞同，他用务实的态度来讨论日耳曼主权所及的范围，以及它的诸侯和邻国。

[104]习惯的力量逼得我只有将康拉德一世、亨利一世以及“捕鸟者”亨利全都列入皇帝的名单，事实上神圣的头衔从未授与日耳曼的国王。意大利人对这个问题非常审慎而且正确，例如穆拉托里只认可在罗马加冕的君王。

[105]狄奥菲尼斯谈到查理的加冕大典和临终涂油仪式，还有他与艾琳的婚约，有关的状况连拉丁人都不知道。盖拉德提到他与希腊帝国的交往记录。

[106]盖拉德的说法很得当，认为摆出故弄玄虚的排场非常幼稚，这种闹剧是演给更大的小孩看，而且有益于对方。

[107]可以参阅列在补遗里一位萨勒诺匿名作家的书信，巴罗尼乌斯将它登录在他的编年史误以为作者是埃尔切伯特（Erchempert）。

[108]教皇向希腊皇帝尼西弗鲁斯提出劝告，要他与奥托谈和，因为奥托是罗马人至高无上的皇帝。

[109]在托马森（Thomassin）、穆拉托里和莫斯海姆的著作中，可以知道红衣主教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他们也都精确描述有关选举的形式和改变的状况。教皇达米阿努斯把红衣主教提升到很高的职位，后来还是降到与其他的枢机主教团同一阶层。

[110]像这样一个重大的让步，可能补充或确定有一份敕令颁发给罗马的教士和人民。巴罗尼乌斯、帕吉和穆拉托里用坚定的态度加以否认，圣马克对整个事件提出辩护和解释。对于教皇的选举和坚信礼，可以参考历史评论家圣马克的著作和穆拉托里的编年史。

[111]10世纪罗马教廷的专制和恶行，可从勒特普朗德的事迹和出使看出。还有更奇怪的事，就是穆拉托里的说项求情，要缓和巴罗尼乌斯对教皇的抨击之辞。这些教皇被俗家的赞助人所任用，不是由红衣主教选出。

[112]出现若安（Joan）教皇的时间，不管怎么说要比狄奥多拉和玛罗齐娅来得早。她那两年虚构的统治，硬是说在利奥四世和本尼狄克三世之间，但是同时的阿纳斯塔修斯把利奥的去世和本尼狄克的选举，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帕吉、穆拉托里和莱布尼茨（Leibnitz，Gottfried Wilhelm von，1646—1716 A.D.，哲学家、数学家和政治顾问）都有很准确的年代记，认定这两件事发生在857年。

[113]若安教皇的拥护者提出一百五十名证人，整个事件在14、15和16世纪引起回响。这个非常奇特的故事应该会被知情的作者以各种方式描述，也产生更多的证据，须知过多的证言就会自相矛盾，也反驳了浪漫的传奇。久远的状况在9和10世纪发生，最近的事件应该会产生双重的力道。佛提乌难道会高抬贵手不予谴责？勒特普朗德难道会放过这样一件丑闻？更不值得去讨论马尔提努斯·波洛努斯（Martinus Polonus）、占布鲁（Gemblours）的西格伯特（Sigebert），甚至马里阿努斯·斯科图斯（Marianus Scotus）的著作。有关教皇若安的叙述文字很可能出于伪造，插入罗马人阿纳斯塔修斯的一些抄本和出版的作品之中。

[114]听起来是虚伪不实的传闻，但是我不会公开宣布说这件事难以置信。假设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位名声显赫的法国骑士，出生地是意大利，没有到军营服役而是在教会里接受教育。结果她靠着功绩或是机运能爬上圣彼得的宝座，她的风流来自天生，很不幸地在街头生产，情节不管多么荒谬，也不是没有可能。

[115]直到宗教改革为止，这个故事始终流传不息，很多人相信，也没有触犯到任何人。若安的女装雕像置放于西恩纳（Sienna）的主座教堂，在一大群教皇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她的名声为两位博学的新教徒所摧毁，布隆德尔（Blondel，David，1591—1655 A.D.，新教神学家）和贝尔（Bayle，Pierre，1674—1760 A.D.，哲学家和智识分子）的批评公正和宽厚，使他们的教友感到极大的愤慨和不满。施潘海姆和伦芬特（Lenfant）很想为引起争论何其微不足道的原因说几公道话，甚至就是莫斯海姆也有一些怀疑。

[116]双关语产生的争执有一个新的例证，就是beneficium这个字。教皇将它赐给皇帝腓特烈一世，拉丁文的含意可以指一个合法的采邑，也可以说是单纯的善意表示，或是一种合于身份的场面话而已。

[117]［译注］若望十二世（937—964 A.D.），意大利籍教皇（955—964 A.D.），十八岁即位，迄今为止仍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皇，后在罗马遇刺身亡。

[118]维泰博的戈弗雷（Godfrey）在《万神殿》中，以利奥体的韵文描写血腥的宴会，吻合当代状况的作品在12世纪未叶曾风行一时。他提出的证辞据说来自西戈尼乌斯，引起穆拉托里的疑心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119]［译注］马可斯·布鲁图斯（Marcus Brutus，85—42 B.C.），罗马政治家，反对专制独裁　与卡修斯结党刺杀凯撒，腓力比会战被安东尼击败，自戕而亡。

[120]皇帝的加冕大典以及10世纪独创的仪式，保存在贝伦加里乌斯（Berengarius）的颂辞之中，瓦列西乌斯（Valesius）和莱布尼茨的注释可以详尽说明。西戈尼乌斯用优美的拉丁文，叙述远征罗马的整个过程，只是时间和事实会出现一些错误。

[121]先将肉煮熟，到可以与骨头分离的程度。大锅因为有这个用途而成为旅行必备的器具，日耳曼人虽然是为自己准备，也可以用于兄弟或朋友。同一位作者提到，整个撒克逊世系全部在意大利绝灭。

[122]弗里辛津（Frisingen）的奥托主教对意大利的城市，写出一段很重要的文字。穆拉托里对这些共和国的兴起时机、发展过程和政府组织，都有详细而完整的说明。

[123]伦巴第人发明和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车子或大车插着一面旗帜，用一队牛来拖曳。

[124]穆拉托里所写的这卷书，包括腓特烈一世最早的历史，与其他的作品进行对比时一定要特别注意，每个日耳曼或伦巴第的作者难免有自己的爱好和偏见。

[125]［译注］汉萨同盟成立于1358年，延续到17世纪，是一种商业和防卫的协定，主要成员是欧州北部（日耳曼）地区的城市，为了确保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贸易、运输和通航的安全。

[126]在日耳曼公法的巨大迷宫之中，引用的作者可以车载斗量，我认为相信一位可靠的导师，总比抄录无数的人名和文章要好得多。普费弗尔（Pfeffel）是《法律和宪政史》一书的作者，就我的了解无论依据哪个国家的标准，他都是第一流的学者专家。他的学识渊博而且见解高明，洞悉所有最引人注意的事实，文笔简洁，用寥寥几句能将复杂的情节交代清楚，按照发生的日期用年代记的顺序排列整齐，精心编制非常实用的索引。然而相较这本巨著而言，罗伯逊博士的陈述不够完美，但仍然能将精巧的轮廓表达清楚。要知道日耳曼的法制体系，顺着他所拟订的轨道前进，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我还参考斯特鲁维乌斯的《日耳曼全史》，编辑的工作非常卓越，本文每一页都用原始的数据加以充实，能够发挥最大的功能。

[127]然而就个人的意见，不能认为查理四世是蛮族。他在巴黎接受教育以后，就恢复使用波希米亚语，那是他生长的故乡。皇帝能用法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日耳曼语交谈和写作，而且都同样纯熟。彼特拉克总是形容他是一位举止文雅和学识高深的君王。

[128]除了日耳曼和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之外，萨德神父在《彼特拉克回忆录》中，对查理四世的远征行动，描述真实情节栩栩如生，读者读来兴趣盎然，丝毫不感冗长之苦。

[129]欧洲共和国的顶尖人物是教皇和皇帝，在君士坦举行的大公会议，除了他们两位，没有更为尊贵的领袖。

[130]萨克索菲拉托的巴尔托卢斯（Bartolus of Saxoferrato，1313—1357 A.D.）是意大利的法学家和律师，完成很多法案的制定。

[131]发现六千个骨灰瓮，都是奥古斯都和丽维娅（Livia）的奴隶和自由人，他们的职务分得非常细密，有一个奴隶负责称羊毛的重量，这是由皇后的侍女纺织出来，另外一个照应她的宠物哈叭狗。这些佣人都属于同一阶层，数量不会多过波利奥（Pollio）和伦图卢斯（Lentulus）的奴隶，他们只能证明罗马城的富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