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高利二世反对销毁圣像和意大利的叛乱（727—728 A.D.）
耐性十足的东部勉强抛弃神圣的图像。意大利人单独抱持宗教的热忱，对于这些图像极为珍视百般保护。就圣职位阶和审判权责而言，君士坦丁堡教长与罗马教皇居于几乎平等的地位，只是希腊的高级教士在统治者的眼里不过是家用奴仆，看到皇帝颔首作势，就会从修道院跑到帝座的前面，或是从帝座跑回修道院。拉丁主教在西部的蛮族之中，处于遥远而又危险的位置，就会激发自由的精神。主教出于民选的过程能够得到罗马人的欢心，有高额的年金收入使公私两方面都获得满足，皇帝处于弱势加上对西部的忽略，逼得他们无论在战争或者和平时期，首先考虑的事项是罗马的安全。教士曾经在逆境接受磨炼，君王的德行和抱负不知不觉就会对他产生熏陶的作用，无论是意大利人、希腊人还是叙利亚人，只要登上圣彼得的宝座，就会养成同样的作风，采取同样的策略。等到失去军团和行省，教皇凭着个人的才能和运道，再度使得罗马恢复最高的权位。就在8世纪，一般人认为教皇的统治权建立在叛乱的基础之上。经由“圣像破坏者”的异端邪说所引起，产生的叛乱不仅正当而且合法。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的行为，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斗争之中，为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凭着各自的意愿，作出很多不同的解释。
拜占庭的作者异口同声宣称，规劝没有产生效果，正式提出东部和西部分治的要求，剥夺亵渎神圣的暴君对意大利的税收和主权。希腊人看到教皇的胜利获致的成就，更明确的表示要将“圣像破坏者”逐出教会，由于他们强烈依附于宗教而不是国家，认为拥护使徒的人具有宗教的热情和正统的立场，不但没有给予指责反而加以赞颂。现代的罗马捍卫者抱着急切的心理，接受诸如此类的赞颂和先例。要求皇家异端退位下台是伟大而光荣的作法，获得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Baronius）和贝拉明（Bellarmine）的褒扬。要是有人向他们请教，为什么没有人严厉谴责古代的尼禄和朱利安？他们的答复是原创教会之所以忠诚依顺，唯一的原因在于软弱无力。[27]处于当前的情况之下，爱与恨产生同样的效果。那些带着宗教狂热的新教徒，力图使君王和官员燃起怒火和心怀恐惧，因此对于两位格列高利教皇反对合法的统治者，必须详细叙述他们拥有傲慢和叛逆的行动。[28]高卢教会绝大部分是温和的天主教徒，只有他们为“圣像破坏者”辩护，尊敬圣徒却不赞同衍生出来的罪孽。身为拥护者对帝冕和法冠一视同仁，运用公正、圣书和传统作为标准，拿来界定史实的正确性，并且求助于拉丁人的证据以及教皇本人的传记[29]和书信。
格列高利二世写给利奥皇帝的两封信函，原件仍旧留存世间[30]，即使不是雄辩和逻辑的最佳典范，也能展现出教皇国创始人的神态，至少可以看出经过掩饰的面貌。格列高利对皇帝如此表示：
在过去纯洁而幸运的十年当中，我们每年能够安详享受你所赐与的恩泽，皇家的信函经过御笔签署，神圣的誓言保证忠于祖先传留的正教信条。目前的变化是何等的可悲！当下的传闻是多么的骇人！你现在指责正统基督徒的偶像崇拜，无的放矢的控诉只是暴露自己的不敬和无知，我们被迫对荒谬的无知采取粗鲁的辩驳方式：神圣的书信集中最基本的原理就足够开导你那神志不清的头脑。要是你进入文法学校自称是宗教信仰的敌人，那些纯洁和虔诚的儿童也会气得把启蒙课本砸在你的头上。
经由这段颇为得当的致意，教皇试图用常见的说法，认为古代的偶像和基督徒的图像有所区别。前者是出于想象的魅影或魔鬼，真正的上帝在那时还没有用任何可见的方式显现他的面容；后者是基督、圣母或圣徒的真实形象，经过不计其数的奇迹，表明相关的崇拜方式不仅无罪而且有益。他真以为利奥对教会的历史一无所知，因为他认定图像的永久运用是起于使徒时代，可敬的图像在正统基督教会的六次会议上都有出现。从基督教现在所具有的优势和当前所施展的作为，可以引申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基督教世界的和谐不再需要举行大公会议。格列高利很坦诚的承认，只有在正统基督教皇帝的统治之下，宗教会议才会产生作用。
轻率和不仁的利奥所犯的罪行还不仅是一个异端而已，格列高利向他推荐和平、沉默，以及真诚服从在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精神领导。民政和教会权责的区分由教皇来决定，他把肉体拨给前者，灵魂归于后者。正义的剑掌握在官员的手里，逐出教会更为锐利的武器委托给教士。在执行神圣的任务之时，狂热的儿子不会饶恕有罪的父亲，圣彼得的继承人可以合法谴责世间的君王：
啊！暴君！你用充满罪恶和掌握军队的手来攻击我们；这些信仰上帝却毫无武装的人，只能恳求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派出一个魔鬼来毁灭你的肉体，好拯救你的灵魂。愚昧无知的你竟然公开宣称：“我要给罗马下命令：我要把圣彼得的图像砸得粉碎，格列高利也要像他的前任马丁，被用流放的铁链带到皇帝的宝座前面。”我只盼望上帝的恩典，让我追随神圣的马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但愿君士坦斯二世的下场对教会的迫害者而言，不啻是一种警告。须知那个暴君受到西西里主教的谴责，终于罪有应得，被一个家奴杀死，直到今日西徐亚的民族仍对可敬的圣徒顶礼膜拜，他在这群人的中间结束他的流刑和生命。我们为了教育和支持笃信的人民，有责任要活下去，在战争中不会为生命安全放弃冒险犯难的决心。你根本没有能力保护罗马的臣民，城市位于海滨，会暴露在你的蹂躏之下，我们可以搬迁到伦巴第人的第一个城堡里去，距离不过是二十四个斯塔迪亚[31]，到那时你就去喝西北风吧！难道你不知道教皇是团结的纽带，也是东部和西部和平的仲裁人？每个民族都盼望我们能够谦恭和善，他们尊敬圣彼得，当他是世间的上帝，你却威胁要毁弃他的圣像。西部遥远的内陆王国对基督和他的代理人极为推崇。我们现在正准备去访问最有势力的国君，他希望从我们的手里接受神圣的洗礼。[32]蛮族都已顺从福音的约束，唯独只有你对牧人的声音充耳不闻。虔诚的蛮族激起狂暴的怒火，渴望对东部的迫害进行报复。马上抛弃轻率和致命的不法行为，沉思教会的信条、敬畏上天的震怒和忏悔自己的过错吧！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我们对斗争的牺牲没有任何责任，无辜的鲜血会全部洒在你的头上！
利奥首次在君士坦丁堡对圣像的攻击，为一大群从意大利和西部来的外乡人亲眼目睹，他们用悲伤和愤怒的语气谈起皇帝亵渎神圣的行为，接到他那全面禁止的诏书，只有对着家里的神像发抖。基督和圣母的圣像，还有天使、殉教者和圣徒的挂图，意大利的教堂所有的绘制品都要毁弃。皇帝对于教皇摆出强硬的态度，指示两条路让他选择：顺从将获得皇帝的恩典作为奖赏，违抗会遭到黜免和流放的惩处。格列高利认为情势的发展无论基于宗教还是策略，已不容他迟疑不决，何况他对皇帝写信的傲慢语气，不仅显示坚信自己的理念非常正确，而且拥有反抗的力量。他不能依赖祷告或奇迹，要大胆武装起来对付公众的敌人，他的牧函警告意大利人，面临危险的处境要善尽自己的责任。
等到示警的信号发出去，拉文纳（Ravenna）、威尼斯以及太守管辖区的城市和彭塔波里斯（Pentapolis）[33]，全都追随宗教的大业，海上和陆地的军事实力绝大部分由本地人士组成，就是受雇的外来佣兵也都感染爱国的精神和热诚。意大利人发誓要保护教皇和神圣的图像，生死与共也在所不惜。罗马的人民效忠他们的教父，甚至伦巴第人也蠢蠢欲动，想要分享圣战的功劳和利益。公开进行最叛逆行为和最明显的报复手段，就是把利奥的雕像打得粉碎；收效最大和深受欢迎的造反活动，就是意大利扣留缴纳的贡金，剥夺他的权力，让他无法滥收新颁布的丁税。[34]办理选举产生官员和总督，行政独立的形式也因这次的事件得以保存下来。
公众的怒火高涨使得意大利人准备拥立一位笃信正统教义的皇帝，用一支舰队和军队伴随他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皇宫。罗马主教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拜占庭宫廷斥为叛乱的罪魁祸首，竭尽一切欺骗和强制的手段想把他们抓住，明正典刑取其性命。罗马不断受到访问或突击。派来的人员是卫队队长，或是负有秘密使命的高阶官员像是公爵和太守，他们带着外国的部队一起登陆，得到一些本地人士的协助。那不勒斯的迷信行为也会为之羞愧，因为他们的父执盲从于异端邪说的事业。无论暗中或公开的攻势为罗马人的勇气和警觉击退，希腊人的阴谋逐渐揭露，附和人员遭到屠杀，领导者死得极为可耻。教皇虽然心怀慈悲之念，却始终拒绝为这些罪有应得的受害者求情说项。拉文纳[35]城内有好几个区域，长久以来充满血腥和传统的宿怨，在宗教的争论中为党派的倾轧找到新的素材。
然而图像的信徒在人数和勇气上都具有优势，太守想要力挽狂澜，却在群众的叛乱当中丧失性命。皇帝为了惩罚重大的罪行，恢复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威，派遣一支舰队和军队进入亚得里亚海湾，遭受风浪的损失和时间的耽搁，希腊人在拉文纳附近地区登陆。他们威胁要血洗罪恶滔天的都城，不仅要仿效还要超过查士丁尼二世的前例，他为了惩治上一次的叛乱，曾将该市主要的人物选出五十人立即处死。妇女和教士怀着忏悔的心情趴在地上祷告，男子手执武器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共同面临的危险使各党派团结起来，宁可双方对垒决一生死，也不愿长期忍受围困之苦。有一天正在激战之际，两军互有输赢成为拉锯的态势，忽然看到一个幻影并且听到声音，拉文纳获得胜利的保证得意洋洋。外来的人员撤到他们的船上，人烟稠密的海岸到处都是沉没的船舶，波河的水面让鲜血染得一片深红，在六年之内公众出于忌讳，始终不愿食用河里的鱼类。举行一年一度的庆典建立图像崇拜的制度，希腊暴君也受到永久的憎恨。
正统基督教的武力获得胜利，罗马教皇召开反对“圣像破坏者”异端邪说的宗教会议，有九十三位主教参加，经大家一致同意即刻宣布，凡有人在言语和行动上攻击祖先的传统和圣徒的图像，一律处以革出教会的制裁，这样的判决心照不宣将皇帝包括在内[36]，最后的表决只是提出没有结果的劝告，似乎暗示革出教会的裁定并没有落在皇帝的头上。等到自己的安全和对图像的崇拜，以及罗马和意大利的自由全都获得保证，教皇立即放宽原来抱持严厉的态度，对于拜占庭领域的残余部分予以赦免。他们举行温和的会议，延迟并阻止选举新的皇帝，规劝意大利人不要从罗马帝国的主体当中分裂出去，允许太守居住在拉文纳城内，身份不是主人而是俘虏。直到查理大帝加冕成为皇帝之前，罗马和意大利的统治者使用的名义，始终以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自居。[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