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一世和二世的事功及日耳曼诸侯的独立（1152—1250 A.D.）
腓特烈一世（1152—1190 A.D.）的抱负是要恢复身御紫袍的威严和光彩，带着政治家的手腕、士兵的英勇和暴君的残酷入侵伦巴第共和国。新发现的《民法汇编》是最有利于专制政体的一门学问，经过收买的拥护者公开宣扬，皇帝对他的臣民而言，是掌握生命和财产而有绝对权力的主子。腓特烈的皇室特权一般说来没有那么可恶，要在隆卡格利亚（Roncaglia）的议会中通过才算数。意大利的税收核定是三万磅白银，财务官员的掠夺使需求的数目增加到无法计算。负嵎顽抗的城市运用威胁或武力加以攻占，抓到的俘虏送给刽子手行刑，尸体用投射器具抛进城里。米兰受到围攻只有投降后，雄伟的首都所有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三百个人质送到日耳曼，居民赶到四个村庄去谋生，由不能通融的征服者实施高压统治。[124]米兰很快从灰烬中重生，灾难使伦巴第人的联盟变得更为坚固，他们的复国大业受到威尼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希腊皇帝的赞助，压迫人民的结构在一日之内倒塌。
腓特烈一世在君士坦斯（Constance）的条约里面虽然有保留条款，还是签字将自由权利给予二十四个城市。他的孙子到成年靠着个人的英勇继续斗争，成为腓特烈二世（1198—1250 A.D.），靠天赋得到个人和特定的优点，他的出生和教育让人认为他是意大利人。两个派系发生无法和解的争执，吉贝林派（Ghibelin）依附皇帝的支持，归尔甫派（Guelf）打出自由和教会的旗帜。当腓特烈二世的父亲亨利六世同意帝国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合并，这时罗马的宫廷还陷入昏睡之中。从儿子所继承的领地，在军队和钱财方面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接济。然而腓特烈二世终于受到压抑，是来自伦巴第人的军队和梵蒂冈的威胁。他的王国交给一个异乡人，家族最后一个子孙在那不勒斯的行刑台上公开斩首。六十年的期间之内，意大利没有出现一位皇帝，只有统治者的遗物受到可耻的拍卖，才能让人记起他们的名字。
西部的蛮族征服者很高兴用皇帝的头衔装饰他们的首领，这并不表示授与他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专制权力。日耳曼人崇尚个人的自由，他们的征战出于自发的行为，民族的特质为黩武的精神所激励，要对罗马最新和古老的奴性法律体系抱着藐视的态度。武装的自由人对于官员不会忍让，大胆到拒绝服从威严的地位，渴望能控制所有的权力。统治者要想把制约的体系强加到他们的身上，这可是徒然无益而极其危险的企图。查理和奥托的帝国早就瓜分得一干二净，他们是部族或行省的公爵、较小区域的伯爵还有在国界或边陲的侯爵，全都拥有民政和军事的全部权责，就像早期的凯撒指派的部将。绝大部分的罗马总督都是军人出身，靠着机运获得高位，诱惑他们雇佣的军团，觊觎身登大宝的紫袍，他们的造反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不会伤害到政府的权力和结构。
如果日耳曼的公爵、侯爵和伯爵要求权利没有那么大胆任性，成功所产生的结局持续更久，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就会更大。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最高的权力阶层，暗中的努力是要建立和拥有行省的独立自主。他们的野心受到下列因素的支持：产业和家臣的分量、相互之间的榜样和资助、从属贵族阶层的共同利益、诸侯和家族的变迁和更换、未成年的奥托三世和亨利四世、野心勃勃的教皇、毋须追逐意大利和罗马短暂的皇冠。王室和地区主权的全部属性都为行省的军事首长逐渐篡夺，拥有的权力包括和平和战争、赦免和处死、铸币和征税以及国外的联盟和国内的经济。不论用暴力赢取多么庞大的收成，就会因恩惠或灾难的关系加以批准，当做可疑的选举或自愿的卖命所能获得的酬庸。不论将什么报酬给予某个人，要想不造成伤害，就不可能拒绝他的继承人和势均力敌的对手。任何与局部或临时所有权有关的行动，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出日耳曼王国的制度。在每个行省，日常可以见到的公爵或伯爵，形成介乎帝座和贵族之间的阶层，有法律地位的臣民成为私人首长的附庸和家臣。首长从统治者所接受的旗帜，常会在战场升起来对抗他的主子。
加洛林和撒克逊的王朝基于迷信或政策，对于僧侣的谦恭和忠诚，产生盲目的依赖心理，尊重他们的世俗权力，不断加以提升。日耳曼的主教辖区较之于最富足的军事地区，在控制的地区和赋予的特权方面不相上下，而在丰富的收入和管辖的人口方面更要过之。既然皇帝保有特权在主教职务出缺之时，拔擢教会和世俗的人员接替，那么身为朋友和宠臣出于感恩和抱负，就要全力维持皇帝的基业。等到主教的叙任发生争执，外来的人员却失去对于教士会议的影响力。选举的自由权完全恢复，主教的收入已经减少，对于圣职人员的第一次祈祷来说，是严正的嘲讽，因为他们答应在就职以后，各教堂要推行单一薪俸的规定。
日耳曼出任政府职务的总督不必看上官的脸色，只有同侪的判决可以让他降级贬职。君主政体的早期，指派儿子出任父亲的公爵或伯爵职位，必须要恳求给予恩典。类似的状况逐渐使获得成为一种习惯，或是强求成为一种权利，从直系继承人延伸到旁系血亲或女性姻亲。帝国（开始是流行的称呼，最后成为法定的名衔）的领土根据遗嘱和出售可以分割和转让，社会在大势所趋之下，私有和永久的继承使公共的信托完全丧失作用。皇帝不可能再用籍没强夺和摧毁杀戮带来的灾祸获得大量财富，对于无主的采邑按规定要在一年的期限之内处理完毕，就是在抉择候选人的时候，也有责任要咨询国会或省级议会的意见。
等到腓特烈二世崩殂，日耳曼成为有一百个头颅的怪物。一群诸侯和高级教士争夺残破的帝国，各地有无数的领主建立城堡，只会仿效上官的行为，根本没有服从的观念，一切都要按照自己所拥有的实力，不断发生敌对行动，获得征服或抢劫的称呼。诸如此类的无政府状态是欧洲的法律和习俗无可避免的后果。暴力的摧毁作用同样使法兰西和意大利王国，受到蹂躏立即碎成四分五裂。然而意大利的城市和法兰西的采邑在分崩离析的过程，同时产生日耳曼的联合，运用帝国的名义形成联邦共和国的伟大体制。议会开始是常设接着成为永久的制度，使民族的精神保持活力，一个共同立法机构的权力仍旧在行使，可以区分为三个部分或团体，分别是选侯、诸侯以及日耳曼的自由和皇家城市。
其一，七个最有权力的封建诸侯，获得显赫的称号和位阶，最重要的特权是选举罗马皇帝。这几位选侯分别是波希米亚的国王、萨克森的公爵、勃兰登堡的侯爵、莱茵地区的皇室领地伯爵，以及门兹（Mentz）、特里夫（Treves）和科隆的大主教。
其二，诸侯和高级教士的选举团要从乱哄哄的大批成员中脱颖而出，他们减少到四种代表性的选举，有很多源远流长而且独立自主的伯爵，不包括贵族和骑士阶层，否则就像在波兰的议会，选举的场地有六万人骑马前来参加。
其三，对于出身和权势、武力和法冠感到自负的人，非常明智的认同平民是立法机构的第三个部分，在社会进步的过程当中，同一时代引进法兰西、英格兰和日耳曼的国家会议。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125]控制北部贸易和航运，莱茵联邦能够确保内陆地区的和平与交通。城市运用财富和策略发挥影响力，对于选侯和诸侯两个位阶较高团体所通过的法案，他们的否决还是无效。[126]